一、抚躬自问 痛定思痛（第13/19页）

毛曰：「共产主义之实行，为时尚远，故我现在谈新民主主义。」我曰：「先生之新民主主义我已拜读，并不胜于中山先生之民权主义。」双方话不投机，至此而别。不料不久我政府退出大陆，毛竟得意忘形，一意孤行，立即实行共产主义，苏俄惧其长大，诱其侵韩，使之战美，以削弱其国力，当时双方约定，中国出人力，苏俄出经费，及韩战结束，苏俄竟食言不肯出钱，毛始知上当而觉醒，于是转而反苏，双方陈大军于数千里之边境，如临大敌。联苏之结果，苏俄所佔我国之广大土地，寸土未归还，不平等条约，亦未取消，较之民国十二年，中山先生与苏俄之越飞将军之共同宣言，究竟出诸于大政治家之手笔，联俄而丝毫不失立场，相去何啻天壤。

军事财政外交之失误

日本人投降时，总裁派何应钦将军去受降，我特地去看何将军，我建议他要求日本人的军队，帮我们防守两条路，由南京、浦口到天津，与由汉口至北平之津浦与平汉两条铁路，使日本军队帮我们防守这两条铁路沿线地区，我们的军队就可开往北方去，因为我们的军队都在西南，西北一带。但何将军忽略了我的建议，致使我们的军队须经上海，由海道运往天津、北平，白白浪费许多时间和人力、物力，予中共以调度机会，这是很可惜的事。

后来我们犯了一项很大的错误，就是日本投降后，所有在日本军队后面打游击的部队，我们没有收容过来。当时这些在北方、在东北打游击的部队，都是本党同志，后来军政当局或许受了国防部次长共谍刘斐之影响，不要这些游击队的兵，引起了他们的怨恨，这些人心裏想：中央军队和日本人作战时，我们在日本人后面打游击牵制他们，不无功劳，到现在天亮了，我们也应该有个归宿呀！现在中央（按：指军政当局负责人陈诚）却不要我们，那我们跑到共产党那裏去算了！这项政策的错误导致北方、东北那些打游击的人大失所望，投向共产党那边。我们应该临时接收他们，再慢慢地补充到各正式部队裏去，才是正当办法，如同沦陷区退出来的青年，如果我们当时不收容他们，他们自然被延安共党收容去了，这种损失，是无法补偿的了，为渊驱鱼，是等于壮大了共产党，使他们平白增加好多万人。

以上是军事方面的错误，导致我们失去大陆。第二项失败的原因是我们的财政金融没有搞好。当日本人佔领了一地区，他们用日本军用券一元换取我们中央政府所行的法币一元，他们用这种方法逐渐收去了我们的钱币，而使整个沦陷区都用日本军用券，而我们中央银行的钱币便不通行了。这时候如果我们这边有一个人，他有一万元法币，那这个人必定很富有，因为那时吃一桌含有鱼翅、燕窝的酒席，才不过三、四块钱。在沦陷区，可以用一万元法币去换一万块日本军用券，人民感到并无吃亏，后来当汪精卫组织伪政权以后，他发行一种伪币，此时一万元军用券可换五千元伪币，乃等于贬值了一半，日本投降以后，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但财政当局宋部长竟规定两百元伪币换取一元法币，这一错觉，以为这样一来，就可用少数法币把伪币都收了回来，其实害了老百姓。有五千元伪币的人只能换到二十五元法币了，而这时候的法币早已贬值了，所以原有一万元法币的人民，只剩贬值的二十五元法币了。

再举例来说，抗战初期，我曾用一万块钱协助两所大学迁校，这两所大学一所是复旦大学，一所是大夏大学，他们都在上海，没有钱迁校到后方，我就拨给他们一万块钱办好了这项艰巨的迁移工作。这样看来，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他的财产由一万块钱变成二十五块贬了值的钱了，这不是替共党铺路吗？还算什么财政专家呢？由此可见，我们的财政政策把有钱的人民也变成没有钱了，没有钱的人，更是一无所有了，以前有句话我不太懂，这句话就是「民穷财尽」，到这时候我才懂得。政策一错，可使民也穷了，财也尽了，所有的有钱人，都变成了穷人，无钱的人都变成了赤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