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抚躬自问 痛定思痛（第14/19页）

换句话说，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这是我们财政上犯的大错误，当时政府不应该去佔这种便宜。人民有五千块伪币，政府仍要用五千块法币去换才对；不应该佔人民的便宜，用两百块伪币换一块法币。他只看到自己这一面，而没有看到人民全被整惨了。胜利后我们刚回到上海，发现一切东西都便宜极了，因为我们一块钱法币等于两百块使用，所以大家都抢购东西，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军事上失败，把游击部队放弃，使他们成为共产党的部队；财政上的失败，是帮助共产党把有钱的老百姓变成「无产阶级」，这两大失败，是我们为什么要到台湾来的最大原因。

所以任用人才要特别谨慎，治大国必须有大量，见识小、度量小的人，绝不能治大国的。又如果他中国书很少读过，他写的说的都是英语，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国了。要是我写历史的话，我一定秉笔直书，陈诚和宋子文应该为丢掉中国大陆给共产党负最大责任。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所以政治上政策一错，影响大得不得了，每一个老百姓都蒙受其害呀！

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抗战期间，我们知道冀朝鼎这个人和共产党有关係，不过孔祥熙和他是同乡，因此便用他。后来宋子文接孔祥熙财政部长，也用他，我们调查工作人员也曾告知孔、宋当心这个人，但孔先生因同乡关係，很信任他，便不听党裏的劝告。宋子文从国外回来，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金融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有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其中，如黄金储蓄券六折还本问题，我曾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中两次发言反对，我说：「黄金储蓄券发行是经行政院提经由立法院通过条例的。现在要还本兑现，既经过立法院通过的，怎能按六成发给人家呢？」主席蒋公说：「这是宋兼部长经考虑了很久才提出的，他说只有这个办法。你不要怀疑他。」我又说：「有些老妈子、司机借了钱买黄金储蓄券以示爱国；现在要还本兑现一、二两黄金，也要给他打六折，太说不过去了。」总裁听了后说：「那就这样好了，二两金子以下全数还本，不打折扣！」

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其实，有些事是属于常识，和专家没什么关係的。那时黄金储蓄券行情看涨，黑市比官价还要高，可见需要量更多。第一期是发行二百万元，那么第二期可发行五百万元，以适应市面需要，并以盈收对第一期到期者照数换第二期，不打折扣，以维政府金融信用。奈何宋氏不作此图，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另外，政府还发行过一种美金储蓄券，购买者多为华侨爱国人士。此券到期应以美金兑现，孰料到期后，宋先生却不给购买者兑现了，这是一种赖帐的行径，使政府又大失一次信用，实在太没道理了。从此以后，华侨对政府亦失了信用，真可惜，大陆沦陷后，冀朝鼎被毛任为财政部重要职位，可以为证。

以上两项金融缺失，再加上法币与伪币不合理的悬殊兑换比率，无异使富者变穷，贫者愈加穷困了。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复因蒋公太相信宋子文，故我屡次针对以上缺失提出建议，也未予採纳。从这些事实看来，可以说在抗战胜利后，我们每一步棋都走错了。

检讨起来能怪谁呢？每桩大事都是总裁或最高国防委员会最后决定的。现在回忆这些痛苦的经过，太难说了，谁该负责呢？当然我们不能把责任推给总裁一个人。王世杰先生掌理外交，其最大的失败，为答允马歇尔将军来华调解之一事，使我军事受外交之牵制而误时机，其害太大！

平息上海金融风潮及成立经济改革委员会

宋子文先生这个人对国情不了解，书信都用英文写，如他所决定的抛售黄金措施，便大遭人非议。孔祥熙先生卸任时，移交给他很多黄金，白银也不少，所以导致其抛售黄金，此一决定是很糟的事。这时举国金融经济很乱，人心惶惶，上海反对宋子文的声浪很大，工会罢工，商会罢市。总裁乃派我到上海，设法平息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