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火（第17/31页）

克劳塞维茨自己也承认，他的思想并非都是他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马基雅维利“对军事问题的判断非常扎实”。这样的赞词未免太轻。马基雅维利的《论战争艺术》仅在16世纪期间就印了21版，那是一部革命性的著作，因为它第一次把战争和统治的艺术直接联系到了一起。斐洛、波利比阿和维吉提乌斯这些过去的古典作者仅仅描述了如何最好地管理军事，马基雅维利却显示了一支管理得当的军队——指从治下民众中招募兵员，而不是从雇佣兵市场上雇兵的军队——如何能够实现统治者的目标。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对该书视若珍宝，因为当时货币经济的重兴侵蚀了旧有的封建募兵基础，他们正茫然无绪，不知如何才能建立可靠的军队。然而，马基雅维利写作此书的目的很务实，只是想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富裕城邦中和他一样属于从政阶层的人提出一些实际可行的建议。克劳塞维茨在学术上却是野心勃勃，几至自大狂的程度。他和与他几乎同时期的马克思一样，声称了解到了他所研究问题的根本性的内里。他所做的不是提出建议忠告，而是阐述他坚持认为是不可逃避的真理。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对这一真理视而不见的政府必定会在认识到这一真理的政府手中遭到惨败。

这就是他的祖国普鲁士的政府在19世纪中期如此热情接受他的思想的原因。他的思想经由他在军事学院和普军总参谋部的学生和追随者传播开来。《战争论》出版很久以后才得到风行，但到普鲁士军队在德意志争霸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普及全军上下，普军在1866年和1870—1871年赢得的胜利更确保了他的思想从此也将指导新生的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接下来，经过一段不可抗拒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他的思想又渗透到其他欧洲国家的军队；到1914年，可以说欧洲大陆的军事观完全皈依了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正如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的联盟信仰马克思主义一样。

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所决定的，所以战后他被视为在思想上促成这场历史浩劫的元凶；当时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军事作家B·H·利德尔·哈特（B·H·Liddell Hart）痛批他是“全面战争的倡导者”。时隔多年回头看去，克劳塞维茨的影响似乎被夸大了。1914年以前，将领们认为今后要在战场上赢得优势，就必须部署大量的军队，并假设会发生大批伤亡，这无疑是受了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影响；结果，欧洲军队每年的征兵人数屡创新高，既要向前线野战军输送兵员，也要增加预备役准备补充部队的伤亡或组编新的部队。但是，如果士兵不想打仗，将军手下不管有多少士兵都没有意义，就连国家实行义务兵役制也于事无补。自从国家这个政体出现以来，带兵的将领总是希望兵员多多益善，官僚治理的历史也随处可见徒劳无功或弃置不用的募兵制度。即使国家像1914年时所有的欧洲国家那样，有办法确知国内健康的青年男子的人数以及他们的工作地点或住址，但如果他们抵制入伍，并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的话，哪怕是最出色的警察力量都不可能把某个年龄组的人全都抓到军营里去。

事实是，青年人没有抵制征兵，社会也没有支持他们抵制，这说明真实情况与那些认为是克劳塞维茨设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所说的大相径庭。设计师可以建造屋宇，但无法决定人的情绪。他们的作用是反映文化，却不能创造文化。到1914年，欧洲社会弥漫着一种空前的文化情绪，认为当兵是国家对公民的合理要求，也是每一个健康男子的责任；这种情绪认为服兵役是获得公民美德的必要锻炼，拒绝接受自古以来因社会地位或者其他原因对武士另眼看待的观念，视其为过时的偏见。

对这种情绪并非没有制约，一个主要的制约是19世纪对良性进步的信念，相信繁荣会日益扩大，开明的宪政制度将得到普及。另一个制约来自宗教感情的强势回归，这是对不肯信仰上帝的革命思想的反弹，也是对同样置上帝于不顾，声称能够解释宇宙的科学的反弹，尽管科学是促成繁荣的重要力量。然而，乐观精神和道德上对暴力的拒斥抵挡不了推动欧洲生活急速军事化的其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