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第16/17页）

明摆着是贴钱的买卖，可又无权拒绝。因为到了万历皇帝这里，开矿成了一项政治任务。太监成了皇帝的权力经纪人，替皇帝去开矿捞钱。主奴之间达成了利益分肥的默契，官员即使心有不满也说不得，皇帝根本听不进去他们的建议。

等到矿监陈奉来到地方后，那些试图发动本地名流和民众去堵“抽水机管道”的地方官员就成了宦官打击报复的对象，其罪名就是“阻挠开矿”。宦官本身是不具有正式权力的。他们的权力主要还是来自皇帝给的“马甲”。一个聪明的宦官，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纳入到皇帝的权力庇护下。

陈奉在这里就是这么干的。开矿是皇帝指示的政治任务，那些地方官员和老百姓阻挠开矿就是反对皇帝。这顶大帽子扣下来是要人命的。这种动辄上纲上线的做法是官家社会的通用规则。

湖广当地的一些官员委托科道官告御状，以此攻击矿监，但却毫无效果。

明神宗对那些没完没了的奏章感到非常厌恶，他曾经很多次地谴责那些上奏的科道官员，迫使他们提出辞职。而对于陈奉递交上来的弹劾当地官员的奏章，他都会认真对待，要求内阁及时拟定处罚措施。

其实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科道官的御状是递交到明神宗手里的，御状的措辞激烈，矛头直指陈奉这些矿监，这就等于在攻击万历颁布的“新政”。皇帝虽然没有处罚上疏的科道官员，却给地方官员安了个勾连京官、党争祸国的罪名，通过处罚地方官来发泄对科道官员的愤怒。湖广官员就这样卷入了京城的党争，沦为万历皇帝和科道官员之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采矿和管理矿产的官员都是皇帝最信赖的人，皇帝的信赖就意味着权力之源取之不竭。陈奉这些矿监从京城空降地方，虽然在地方上没有权力基础，但却可以动用公权力来强迫当地民众几乎无偿地为他挖矿，也可以不给当地支付任何成本而将矿拿走。

在皇权的打压下，地方的权力指数急剧下滑。为了保住头上那顶乌纱帽，地方主要官员不得不依附于矿监，这样就等于放权给矿监、税使。陈奉等人加大了对地方压榨的力度，民众对地方官府越来越不满。对于民众来说，官员与矿监是相互勾连的利益共同体，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如果我们将陈奉放在权力的天平上衡量，他不过就是正八品的小吏，只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科级干部。按说他们根本无法与权力秩序内的官员相抗衡。可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他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在湖广地区为所欲为，将征税的过程直接升级为流氓式的拦路抢劫，竟无人可以制衡。

这种人好像天生就具有做恶人的天赋。他派出手下四处打探富户人家的祖坟位置，探听到结果后，就认定这些祖坟下面有矿，按照皇上旨意要挖。富户们只好给陈奉献上金银，来赔偿矿监的经济损失。陈奉在自己作恶的同时还鼓动手下人作恶，其党羽们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宅，奸淫妇女，有的干脆将妇女掠入税监办公的官署。

矿监税使虽然身负皇命，但他们在地方上的疯狂无异于流氓地痞。也就是说，矿监集团的发展是以网罗利用流氓地痞为前提的。当地官员对陈奉这种流氓式的做法敢怒而不敢言，更谈不上配合他们的工作。

对于那些长期居于内宫的宦官们而言，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制度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流氓式的手段也不仅仅限于牟取经济利益，反而以极大的势能向整个权力体系辐射。对于陈奉等人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官家制度的概念。在他们的眼中，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如今他们是奉了皇命，自然有恃无恐。

一次，陈奉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消息被当地官员故意散布出去，商人和老百姓得知后，聚集数千人在他必经之路鼓噪起哄。即使沿途有官兵护卫，陈奉也被飞来的石头砸伤。事后，陈奉向万历皇帝告状，说当地官员不配合自己在下面开展工作。他指出了五名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员，然后将罪责全部推到五个人的头上。

明神宗一怒之下将陈奉供出来的几个人全都抓到北京关入监狱，其中就有湖广佥事冯应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