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莫扎特服务德国帝国主义（第5/18页）

虽然帕特拉得以继续代表莫扎特协会工作，但保护国总督亲自批准一位新的德意志族会长走马上任。帕特拉收到一份文件，通知他协会资产将被转移到萨尔茨堡的总部，理由是“德国文化的集体所有权要求各地的同类组成部门被合并、集中化”。因此，所有的莫扎特协会都会“在理念上加入萨尔茨堡的莫扎特学院基金会，无论其坐落何处。这一命令适用于全世界的莫扎特协会，甚至包括在英国的”[481]。

讽刺的是，“重组”莫扎特协会的指令反而带来了一些好处，特别是对贝特兰庄园。这座建筑被重新以德语命名（Bertramhof），得以大幅整修。花费总计884249克朗，用以重修建筑和还清布拉格市立储蓄银行的贷款。这一举动对德国人特别有意义，这样他们就能自视为明智的慈善家，让庄园不再背负巨额债务，让莫扎特圣殿重焕光辉。此外，虽然莫扎特协会辞退了所有捷克委员，但帕特拉面临的环境不像预想的那么紧张。莫扎特协会仅在要出售贝特兰庄园或将其易主的时候才须支付萨尔茨堡莫扎特学院75000克朗，而这事不太可能发生；尽管重组令要求将所有莫扎特协会集中在萨尔茨堡管辖之下，但当局从未来得及把各协会的资产转移到帝国账下。[482]

根据帕特拉的战后评述，德国人似乎总体上并不关心贝特兰庄园。只有在适合他们需求的时候——1941年庆典年期间，他们才积极地利用他们因经济投入而对庄园所拥有的权利。总体而言，他们似乎让帕特拉自由决定如何修缮和改造建筑，设置参观程序，向捷克观光者解释庄园的历史。帕特拉说，他对庄园的管理虽然不时引起当局的怀疑，但德国人极少到访。不过，莫扎特协会被禁止以捷克语发行任何材料，其刊物《贝特兰庄园通信》（Briefe vom Bertramhof）只以德语印行。[483]

德意志人和捷克人组织各自的音乐活动，其区隔在1941年下半年引起最高度的关注。9月25日，希特勒任命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为保护国总督，取代在一些圈子里被认为对捷克人太过宽大的纽赖特。海德里希有音乐背景（其父布鲁诺是作曲家，瓦格纳的拥趸），他抓住机会，以更大的力度支持德意志文化，特别是音乐方面。正如他对马丁·鲍曼所说，他的目标是“悄悄地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加强德国的影响，消除捷克人对自己的民族意识”[484]。与此同时，海德里希的副手卡尔·赫曼·法兰克的影响力逐渐加强，此人“对任何捷克的东西都有几乎任性的仇恨”，对布拉格公民“口是心非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485]

海德里希的任命恰好发生在布拉格市准备莫扎特年庆典的时候。音乐节持续一周，将在10月最后几天举行。作为前奏，保护国总督在10月16日宣布发行四枚莫扎特纪念邮票。尽管帝国也会设计莫扎特年邮票，保护国发行的这些有着独特的设计，强调的是莫扎特和捷克首都的特殊关系。每枚邮票和一枚价格相同的慈善邮票共同发行，慈善邮票销售所得将赠予元首文化基金（Führer’s Cultural Fund）。两枚低价邮票为棕色和绿色，图案是《唐·乔万尼》首演所在时期的布拉格国会剧院。慈善邮票上有莫扎特的名字、《唐·乔万尼》标题、序曲前两小节缩减为两行谱表的缩谱，以及该剧在布拉格首演的日期。两枚高价邮票为红色和蓝色，设计更为传统，图案为莫扎特的肖像。慈善邮票的图案是一架饰有花环和珠宝的古钢琴，配有莫扎特生卒日期。[486]

10月23日，莫扎特纪念邮票开售。德语报纸《新日报》（Der neue Tag）揭晓了即将举行的“布拉格莫扎特音乐节”的节目。担任音乐节主角的是约瑟夫·凯尔伯特指挥的德意志爱乐乐团，主要在前捷克议会所在的鲁道夫宫演出，曲目大都和捷克有关联。因此，10月26日的开幕音乐会的曲目包括《F大调交响曲》（K.43），这是莫扎特11岁时在奥洛穆克（Olmütz, Olomouc）写的。之后的管弦乐音乐会曲目有咏叹调《别了，我美丽的火焰》（K.528）和《布拉格交响曲》。这首咏叹调是1787年2月为约瑟法·杜谢克创作的，由活跃于慕尼黑的费莉西娅·许妮—米哈切克（Felicie Hüni-Mihacsek）演唱。除这些音乐会外，音乐周的亮点是贝特兰庄园的重新开张和瓦列克新制作《唐·乔万尼》在国会剧院的三场演出。第一场于10月29日举办，这天正是该剧在布拉格首演的154周年正日。这场演出不对公众开放，票全留给纳粹党员、国防军和国家领导。[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