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莫扎特服务德国帝国主义（第7/18页）

今天，为了担起我们的德国的责任，我们必须以特别的方式，用特别的姿态表现出对这位大师的爱和敬仰。今天，我们所做的就是以一块巨石铭记这种荣誉。这个纪念碑将请位于此地——布拉格心脏——的一位德国艺术家用双手打造而成，它将成为莫扎特在这座城市所得到的返乡永居权的象征……祝愿这个纪念碑永世传达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对德国性的无可辩驳的忠诚！[494]

法兰克走下讲台，轮到分区领导人（Kreisleiter）康斯坦丁·赫斯（Konstantin Höss）上台。他读了一段话，是即将被放在莫扎特纪念碑奠基石上的那份文件的内容：

在我们时代的激烈斗争之间，当来自我们无可比拟的国防军的英勇战士们在和所有文化的死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激战中俯视着圣彼得堡、莫斯科和顿河时，莫扎特纪念碑的这块基石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的命令下，由布拉格莫扎特协会揭开面纱。愿它向子孙后代传达我们对德国文化永恒造物的崇奉——即便是在为民族生存而斗争之时；愿它成为我们——布拉格公民——对大师和他不朽杰作所怀之真诚喜爱的重要象征。布拉格，1941年12月5日。[495]

文件被庄严地置入基坑，一个长号四重奏在鲁道夫宫的阳台上奏出莫扎特的《圣体颂》。在念出元首致辞之后，全体齐唱德国国歌，仪式结束。

虽然在《新日报》的报道中，莫扎特纪念碑揭幕仪式报道像是一个纯粹德国的事件，布拉格的捷克人民并未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德意志每周评论》第589期（1941年12月17日）播出了该仪式和当天早些时候在贝特兰庄园举办的一次相似仪式的影像片段，其中就有拉法埃尔·库贝利克（Rafael Kubelík）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出《魔笛》序曲的场景。可以认为，影片制作人觉得有必要放入这些素材，以向外界显示德国占领军没有阻碍捷克人继续他们的音乐活动。但事实远非如此。特别是，指挥家瓦克拉夫·塔利赫（Václav Talich）面对巨大压力，不得不向新政权妥协。战后，他为自己在这段时间的行为辩解，说他的首要目的始终是要不计任何代价地保留在国家剧院的工作：

起先并不太难，但随着法兰克影响力的增强，压力也越来越大，套索越来越紧。我呢，要努力维持现状，就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作为个人，我是不会做出这些妥协的。在良心面前，我只能视之为为了整个群体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496]

尽管艺术自由受限，塔利赫依然能够在1941年12月16日以一场在国家剧院的周年特别纪念音乐会来向莫扎特致敬。演出曲目包括莫扎特《降B大调交响曲》（K.331）、咏叹调和回旋曲《让我忘记你吗》（Ch’io mi scordi di te, K.505）和《安魂曲》。同一套曲目在1942年5月27日再次上演，作为布拉格五月音乐节（Prague Music May）的一部分——这一天，捷克激进分子刺杀了海德里希。

塔利赫在歌剧院也继续排演莫扎特的歌剧。1941年12月4日，他指挥了《魔笛》的复演，主演阵容和1939年类似。1942年在国家剧院又上演了12次。次年轮到《费加罗的婚礼》，用的是约瑟夫·蒙克林格（Josef Munclinger）的新制作，首演于4月21日。这部歌剧之后又上演了20次，直到1943年年底为止，每一场都满座，观众都满怀热情。1943年11月23日的《唐·乔万尼》，塔利赫因病未能指挥，由鲁道夫·瓦萨塔（Rudolf Vašata）代替。最后，在1944年2月6日，塔利赫指挥了《魔笛》一轮三场演出的第一场；这三场的最后一场是2月15日。然而，到了这个阶段，布拉格的常规歌剧演出已经越来越受到全面战争紧张状况的限制。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被刺杀前几周察看了布拉格五月音乐节的曲目计划，略带嘲讽地说，应该联合庆祝莫扎特和德沃夏克，这样德国和捷克文化就合到一起了：

音乐对那些有艺术和音乐细胞的人来说是创造性的语言，是他们内心生活的表达媒介。在困难的时候，它帮助听者减轻痛苦；在斗争的伟大时代，它是一针清醒剂。但相当重要的是，音乐是日耳曼种族文化运作的永恒的外在呈现……在这种意义上，布拉格音乐节是对“掌握现在”的一个贡献，是未来的健康音乐生活的一个基石。[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