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毛泽东眼中走进苏区（第9/18页）

宗族的力量不仅体现在祭祀和救助上，宗族也具有整合族群的执法功能。赣南、闽西作为客家人聚居区，这里的许多村庄均为外来的拓荒者一个谱系传承而来，一姓村在此非常普遍。由于村庄中的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血缘相连，宗族权威可以轻易替代行政体系成为乡村的主要控制系统，所以族权在这里不仅可以行使惩处功能，甚至可以断生死，“宁都三魏”之一的魏禧写道：“争必听断于族，族不能断然后讼于官，大不率至败伦伤化者，则族师聚众而杀之无罪。吾宁之北乡姓聚族而居，其族法尚有存者，子弟为盗则族长鸣鼓于宗庙，众执而纳诸笼中，以投于河。”[153]

山高谷深使这里的宗族制度得到充分的发育，同时也形成相对闭塞的环境。共产国际顾问曾谈道：“中国农村还在许多方面过着与世隔绝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它不会接受也不会转达‘全国性的事变’。”[154]赣南、闽西农村就是其所说“与世隔绝”的例证。许多地方方志皆有的所谓“力耕务本”、“民风淳朴”一类的描述，在赣南、闽西照例可以见到，而且可能更具可信性。赣州府的方志描述这里：“山邑地瘠而民拙，奇淫珍玩之好，服物之需，皆不及他郡，所恃唯谷菽而已，故力耕者众。”[155]江西瑞金则为：“夫瑞之为邑，山多而不毛，田少而土瘠，有城市而无乡镇。土著之民耕读之余并无别业，地利所产稻谷之外并无他物。”[156]乾隆《长宁县志》载寻乌的情况是：“邑处万山，山无生息，所恃以谋生者，止此山罅之田。故从事南亩者，披星戴月，无地不垦，无山不种，无待劝也。地之所出，仅足敷食。”[157]民国时期的调查也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这一点，永新“俗尚简陋，习劳动，食粗粝，有终身不御旨（脂）羞纨帛者。妇女多椎髻，荆钗不事容饰，冶容盛服，邻里不齿”。[158]

自然环境不优厚、经济不发达、宗族调节功能强大，造就了这里分化不明显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权的分散、公田的发达、工商业的落后及相对闭塞的环境，都显示出赣南、闽西与外部社会的距离。然而，不应忽视的是，这种可以被视作贫穷的生活在当时当地的人们眼里，其实很可能会别有一番景象。1930年代调查中提供的江西高安和靖安两县状况，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高安为二等县，临近南昌，社会经济较为发达，调查发现：“该县人民生活，年来日趋窘迫，匪患及谷贱伤农固为原因之一，而负担过重亦为最大原因”。[159]靖安为三等县，地势偏僻，属于湘鄂赣苏区区域，同一调查描述这里的状况是：

僻处赣西，岗峦起伏，山地较多，在天然环境，虽不甚佳，然民风朴厚，习于劳苦，就土地分配言，既无大地主，又少赤贫之佃农，大半农民皆自耕自给。该县流行利率为百分之一，亦足证无高利贷之盘剥。就农民负担言，地方附税仅及正税之半，此外亦无特别派款，是以居民皆家给人足，衣食无忧。在靖安可谓独无农村破产之现象，洵为特色。[160]

相对发达的高安人民生活窘迫，封闭落后的靖安则衣食无忧，这两个不同的生活场景，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意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非特例，在赣南可以找到许多相似的案例。比如当时材料记载：南康人民“安土重迁，多业农少商，商率小本经营，藉图生活，非冀致富，略富之家反不轻易为商，以故无大富之家，亦罕赤贫之户。农隙或出为肩挑负贩”。[161]1926年粤人王澄霄因父昔年冤死至赣南寻仇，越过大庾岭后留下的印象是：“由南安起程，路颇平坦，往来人众，民俗纯良，士风古朴，客涂安靖，不似吾粤之盗匪充斥也。”赣中泰和至吉安“地旷人稀，其土人多丰衣足食，缘地价便宜，稍事田畴，即可一生温饱，人尚古风，绝无匪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较之吾邑，奚啻天渊，设移粟移民，当注意于此地”。[162]即使是中共的报告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在对井冈山根据地中心宁冈的描述中，谈道：“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酃、茶、莲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