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毛泽东眼中走进苏区（第8/18页）

三是教育、社会公益性质的公田。

考棚田的来历是前清时候修建考棚，大地主捐了许多谷子，建筑余款，置买田地，作为考棚年修经费……学租是各姓地主捐集，为奖励本姓考功名的子弟的，姓姓都有……总计教育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至于公益性质的桥会、路会、粮会的土地，数亦不少。不但大桥、长桥有会，村落小桥也往往有会。有会就有田，都是地主、商人捐起的，目的是修理桥梁……路会不多，会田也少，全县不过十大几个（十五个以上叫十大几个）路会，每个路会不过收七八石谷……粮会的作用是代替一族人完粮，抵制政府向族内各家迫粮。各方敲榨，各人不利，故斗钱成立粮会，或由各小公出钱斗成。有了粮会，法警只找粮会一处，免得各家受害……总计公益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139]

结合公田制度有关记载及毛泽东的调查看，公田作为一种宗族、团体的占有形式，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将其与地主、富农私有田地简单等同，它在调节社会关系上有一定作用。但公田管理中的贪污中饱，效率低下，养懒浪费等问题也很突出。因此，当中共开展土地革命时，大张旗鼓地平分公田，既可以达到打破宗族势力，重组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效果；又可为农民和农村生产谋取更多利益，使农民将更多的土地从效率低下的集体占有转化为个体占有。事实上，如果给农民真正的土地使用权，在中央苏区这样公田发达而地主占地并不集中地区，平分公田让农民受惠的程度并不比没收地主土地少，这是中共革命可以信手拈来的绝妙棋子。正由于此，当毛泽东正在为规划农村土地分配方案殚精竭虑时，却不遗余力地对公田制度详加剖析，和公田由集体占有化为个体占有所可能带来的革命促进潜力，大有关联。

（4）宗族制度

和发达的公田制度相对应，中央苏区聚族而居特征非常浓厚。赣南、闽西山高谷深，许多村落都是依山谷而居，自成一体，资源有限，多由最早开发者代代繁衍而成，因此形成“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的现象。[140]赣南、闽西历史的有关记载中，对这一特点描述甚多：福建平和“民皆依山阻水，家自为堡，人自为兵，聚族为疆，也相仇夺。故强凌弱，众暴寡，风气顽犷，亦地气使之然也”。[141]江西赣县“其乡聚族而居，六乡一姓，有众至数千户”；[142]会昌“乡民皆聚族而居，室庐鳞次，多至数千家”。[143]这一现象在民国时期仍然没有多大改变，时人调查注意到：江西莲花“民风朴实而勇敢，且喜聚族而居。户口最多之村，数百家至千余家不等”。[144]闽西龙岩的适中镇“纵径最多不过20里，但宗族祠堂至少在200个以上，其中祭产多者达1000担，少者亦均在10担以上”。[145]

聚族而居，祠堂是聚居族人的中心，是族权的象征，所谓“闽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必有祠”。[146]江西永新“族有谱，家有祠，岁有祭祀。苍头臧获，每历子孙数十世，名义相续属不绝”。[147]福建晋江“各族均立家庙，各房各建宗祠，各人各有族谱，各因习惯而各订宗法规约……各姓间之感情，有的颇能融洽，偶有事件发生，由其族长出任调停，即相安无事”。[148]

对于重实利的普通农民而言，生存安全的考虑是维系宗族的重要现实需要。中央苏区一般处在山大多匪地带，聚族而居可以强化自身，这里众多的围屋就是这种需求的反映。[149]另外宗族可以提供集体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个体应付难以克服的困难。这是越是艰困地区宗族集聚程度越强的因由。正因如此，宗族一般都会设法拥有产业，宗族力量和宗族权威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公共产业的丰瘠上。公产的作用首先是祭祀，即通过祭祀祖先展现和巩固宗族的凝聚力，像宁都“巨家寒族莫不有宗祠，以祀其先，旷不举者，则人以匪类摈之。报本追远之厚，庶几为吾江右之冠焉”。[150]其次，公产在资助族中子弟求学及救济贫寒上常常能起到关键作用：赣南的兴国县“每祠必置产，以供祭祀……子孙登科第入乡校者，则给以花红银，赴试亦助其资斧，或岁分谷若干担以赡之”。[151]信丰县“缙绅家重建祠，置公田祀祖外，读书酌给修脯，应试酌给经费。有大荒及极贫，则计丁发粟”。[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