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民族的创建（第6/9页）

然而，这些运动中有一个却毫无疑问是民族主义运动，即爱尔兰。爱尔兰在1848年前就有个秘密的兄弟会革命组织“爱尔兰共和兄弟会”（The 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即芬尼亚勇士团），至今仍然存在的爱尔兰共和军，就是这个秘密革命组织的后代，是同类组织中存在时间最久的一个。农村广大群众支持民族主义政治家，这本身毫无新鲜之处，因为爱尔兰被外国征服，遭受压迫，又很贫困，再加上地主阶级将英国新教强加在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农民头上，光是这点就足以将最不关心政治的人都动员起来。在19世纪上半叶，这些群众运动的领导人都属于爱尔兰中产阶级，他们的目标相当温和，只希望与英国取得妥协（教会支持这一目标，它是那时唯一具有作用的全国性组织）。芬尼亚勇士团是以反抗英国、争取独立为宗旨，最早出现于19世纪50年代后期。它的不同凡响之处便是完全不和中产阶级温和派发生关系，其支持完全来自广大群众，尽管有教会和部分农民公开表示敌意。它是第一个提出脱离英国，争取完全独立的组织，并主张以武装暴动达到此目标。虽然它的名称来自爱尔兰古代神话故事，它的思想却是非传统的。虽然它那世俗的甚至反教会的民族主义无法掩盖下列事实：对爱尔兰芬尼亚勇士团的广大群众而言，爱尔兰人的标准是（今天仍是）信仰天主教。他们全心投入一个由武装暴动赢得的爱尔兰共和国，完全忽视了社会计划、经济计划，甚至国内政治计划，而那些持枪起义者与殉国者的英雄传奇，直到今天对那些想要清楚陈述其内容的人而言，仍旧太过强烈。这就是持续至20世纪70年代的“爱尔兰共和传统”，它在北爱尔兰的内战和“临时”的爱尔兰共和军中又重新出现。芬尼亚勇士团的成员准备与社会主义革命者结盟，有些人准备承认芬尼亚主义的革命性质，不过奉劝诸君不要因此产生幻想（马克思鼎力支持他们，并与芬尼亚勇士团领导人保持通信）。

但是我们也不应低估一个受到广大爱尔兰劳工大众经济支持的运动（这些劳工大众因贫穷所逼、因仇恨英国而跑到美国），不应低估它的独特之处和历史意义，须知这个运动的成员均来自移居美国和英格兰的无产阶级——在现今的爱尔兰共和国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产业工人——以及来自爱尔兰历史十分悠久的“农村恐怖主义”（agrarian terrorism）大本营里的年轻农民和农业工人，这个运动的骨干就是从这些人当中成长起来的，此外还有具革命性的下层城市白领工人。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已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起义暴动。这个运动预见到20世纪低开发国家革命式的民族运动而抢了先机。这个运动缺少社会主义工人组织作为核心，有的或许只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激励，它使得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造结合在一起，并在这个世纪演变成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爱尔兰根本没有社会主义，更不必说社会主义组织了，芬尼亚勇士团的成员（他们也是社会革命者）只是将土地联盟（Land League）里关于群众民族主义与农村群众不满两者之间含糊不清的关系搞得明确无误而已，迈克尔·达维特（Michael Davitt，1846—1906）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甚至这点也是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后，在19世纪70年代晚期和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期才做到的。芬尼亚主义是自由主义胜利时代的群众民族主义运动。它只想通过革命手段赶走英格兰，为被压迫民族取得完全独立，希望如此可一举解决所有的贫穷、剥削问题，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事情可做。但其效果不佳，因为尽管芬尼亚勇士团的成员有自我克制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但他们组织的暴动（1867年）和侵略（例如从美国入侵加拿大）明显成效不佳。他们偏好突击，像通常那样一下取得了轰动的效应，但也只是一时宣传而已，有时只是喧嚣一阵儿。他们创建了一股为大部分爱尔兰天主教徒争取独立的力量，除此之外，他们提不出其他计划，于是只得把爱尔兰的未来拱手让给一个小农业国家的中产阶级温和派、有钱的农场主和小城市里的商人，这些人接收了芬尼亚勇士团长期奋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