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民族的创建（第7/9页）

虽然爱尔兰的问题很独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本书所述时期，民族主义日益成为一支群众力量，至少在白人国家是如此。《共产党宣言》说“工人无祖国”，这个说法虽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不切实际，但是工人阶级的这种意识只能随着政治意识的提高而提高，因为从传统上看，革命本身历来就是非常民族性的事（例如法国），而且新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意识形态家本身也都深深卷入民族问题之中（1848年几乎各国皆是如此）。从实际运作的层面来看，替代“民族”政治意识的，不是“工人阶级国际主义”，而是次政治（sub-political）意识。次政治意识涉及的范围比民族国家的政治意识范围要小得多，甚或完全无涉。曾在民族忠贞和超民族忠贞（例如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之间做出明确选择的左派人士几乎没有。左派的“国际主义”在运作层面上，意味着支持为同一事业进行斗争的其他民族，与他们团结一致，如果本身是政治难民，就准备就地参加斗争，不论身处何方。这跟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信仰也不抵触，就像加里波第、巴黎公社的克吕瑟雷（Cluseret，他曾在美国协助芬尼亚勇士团）以及数不清的波兰战士所表现的那样。

这也可能意味着拒绝接受政府及其他人提出的“民族利益”，然而，在1870年抗议“手足相残”的普法战争的德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并非像他们自己所说的对民族主义无动于衷。巴黎公社从雅各宾爱国主义那里获得的支持不亚于社会解放口号；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和倍倍尔（Bebel）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从1848年配合激进民主派的民族主义对抗普鲁士式的民族计划中，获得许多支持。德国工人愤恨的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反动派，而他们对反动派最最不能接受的地方之一，就是反动派将社会民主党人称作没有祖国的家伙，这不仅剥夺了他们当工人的权利，也剥夺了他们做个好日耳曼人的权利。当然，政治意识若不经过某种民族式的界定几乎是不可能的。如同资产阶级一样，无产阶级作为国际事实而存在的仅仅是个概念。现实中它是不同民族国家或不同种族语言群体的聚合体：英国、法国或多民族的德国、匈牙利或斯拉夫。只要“国家”和“民族”在思想意识上与已经建立组织、统治民间社会的国家和民族相吻合，那么国家方面的政治就是民族方面的政治。

3

然而，不论人们的民族感情有多强烈（当民族变成国家和国家变成民族时），不论对民族的忠诚度有多高，“民族”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的。从历史上看，它是个新事物，虽然它体现出人类群体某些非常古老的反对“外人”所具有的或他们认为他们具有的共性的东西。实际上，民族是需要被建造的。因此，建立强制推行民族一致性的机制至关重要。机制主要是指国家，尤其是国家教育机制、国家就业机制和军队（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奥匈帝国皆实行了征兵制）。这一时期先进国家的教育制度发展迅速。用现代标准衡量，大学学生人数仍不是很多。19世纪70年代，德国除神学院学生外，约有大学生1.7万人，居领先地位。其次是意大利和法国，各有9000—10000名大学生，远远落在德国后面。再其次是奥地利，约8000名大学生。[9] 除非是受到民族主义的压力，否则大学生的数量增长不大。美国是个例外，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这个时期成倍增长。1849—1875年间，全世界新建了18所新大学，其中9所在欧洲之外（5所在美国，2所在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和日本各1所），5所在东欧，2所很小的大学在英国。中等教育随着中产阶级的成长而发展。中学基本上仍是社会精英们的领地（像大资产阶级，学校是为他们而设的）。在此美国又是个例外，美国的公立“中学”已开始其民主胜利的生涯（1850年美国全国只有100所中学）。在法国，接受中等教育的人所占比例从1842年的1/35增加到1864年的1/20。但是中学毕业生——19世纪60年代上半叶平均每年约有5500人——只占达到服役年龄人数的1/55—1/60。当然这比19世纪40年代强多了，那时只有1/93。[10] 大多数国家处于两极之间：完全没有教育或教育完全受到限制的国家，例如英国；办教育如饥似渴的国家，例如德国。19世纪80年代德国高中生很可能已达25万人。英国却只有2.5万名男生分布在225所纯私立的学校里，而这些私立学校又被阴差阳错地称为“公学”（public sch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