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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分社社长是1964年开始任职的汤姆·威克。威克在《纽约时报》工作才四年。赖斯顿想用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写作，还有点担心总部的办公室政治，在干了差不多12年后腾出了社长的职务，安排38岁的威克接替了他的位置，因为赖斯顿在威克身上看出了与自己相仿的品质。但威克当时还不具备的和赖斯顿以及克罗克的共同之处，即作为一个强大的个人与业主办公室的一种联系，这是为《纽约时报》做出杰出的服务同时慢慢建立起来的一种个人纽带。所以，没有和《纽约时报》统治家族巩固的关系，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全国确立作为一个记者的名望，汤姆·威克从他作为分社社长一开始就是脆弱的，这是赖斯顿和克罗克从来没有过的。

威克另外的劣势在于他是在政府的诚实普遍受到怀疑之时接管分社的，这种情势要求分社逐步增强它的提问和挑战的职责——在一段时期威克缺乏自主地指挥他的职员的权力。《纽约时报》本身正经历内部的变动和事后审查，一是由于它作为一家报纸迅速扩张起来（这种扩张由于纽约的《先驱论坛报》的消失而加速），二是由于《纽约时报》内部一些重要的管理者产生了膨胀的野心和经营哲学上的分歧。

不管在60年代中期汤姆·威克的个人局限性是什么，他似乎都为一些他支配不了的因素所烦扰——他进退两难的处境实际上是和美国政府更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约翰逊政府已经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崇高形象和美国人民对它的信任，同样，威克的分社也失去了它在《纽约时报》组织中的许多特权和说服力——政府的苦恼已经感染了分社，或者说一些纽约的编辑倾向于这么认为。现在他们极力把分社降格，清除它自我管理的最后特权，这样《纽约时报》就能成为一个公司实体，把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纽约总部。在这种意义上，纽约总部正走着一条和美国政府平行的路线——政府加强了联邦化，总统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减少了各州的权利。整个《纽约时报》微缩地反映了政府的集体风格，这既不偶然，也不奇怪，因为处在高层的这两个机构都是被同样的历史、社会和经济力量塑造的——政府发生的事情，不可避免地也会在《纽约时报》发生。只要美国继续作为一个领先的大国，《纽约时报》的报道在世界上就将继续有分量。如果美国作为一种国际影响而衰弱，《纽约时报》也将衰弱——沿循着伦敦《泰晤士报》的轨迹。《泰晤士报》今天已经不能像它在大英帝国辉煌时期那样在海上雷鸣了。

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有了难以置信的财富增长，但政府和《纽约时报》却为国内冲突、宗派主义、管理层频繁更换——部分原因无疑在于首席执行官夭折之后高层的突然变化——所苦恼。奥维尔·德赖富斯担任《纽约时报》的业主才两年，在1963年肯尼迪被刺杀前几个月去世了。他的突然离去，实际上动摇了管理秩序和机构内的联盟，给已经运动起来的力量增加了冲击力。它导致《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懊悔地认为这家报纸现在已经完全割断了它同阿道夫·奥克斯无所不在的家长制的精神纽带。在奥克斯的早期日子里，当时美国政府是一种孤立主义的力量，派出的是更高志和独立的大使。当时《纽约时报》的特点是分社社长和记者在世界的大城市中享有一种大使般的地位。但在60年代中期，《纽约时报》的总部像白宫一样，似乎致力于垂直管理。通过远程通讯、喷气式飞机和现代寡头统治所能利用的各种计算机式的精巧装置，纽约总部的确能够指挥它的人在全球快速运动，用不着靠分社社长来工作，也不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分社社长。现在高级职员就能做这种工作：来自纽约的一个电令能迅速发送到几千里之外的高级职员的办公桌上，高级职员能够把它传递给《纽约时报》的同事，这些同事很快会按纽约的愿望行事。

如果不是靠这样的方法，也是这样的假定，导致纽约的编辑们在1966年夏天相信，华盛顿分社会接受纽约的结论，应当替换汤姆·威克——也许是从《纽约时报》的纽约总部派来一个人。威克已经在任两年了，这足够长了。据说在纽约，正极力证明威克没有充分鼓励职员去进行那种在华盛顿必要的主动的报道。不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有这种看法，而且克利夫顿·丹尼尔和A.M.罗森塔尔等人也是这样认为的，甚至可以说这也是特纳·卡特利奇的看法。但卡特利奇看起来像是在拖延时间，仿佛希望在他采取动作之前让各种力量都抛出他们的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