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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天,也是在布雷西特县,克罗克在路上碰见了一个漂亮姑娘,姑娘对他微笑。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后,她建议他送她回家。路上,他注意到路对面有一个看起来不怀好意的人在观察他们,克罗克问这位姑娘:

“那人是谁?”

“他是我的男友。”

“他怎么了?”

“他不喜欢你和我一起走。”

克罗克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这位姑娘,走到她的男友跟前说:“听着,什么事也没有。我没有任何想法,我现在就回城里。”克罗克回头就走了。

1911年,克罗克24岁。他娶了一个铁路官员的女儿,他们有一个儿子后来进入了公关行业。克罗克的婚姻是美满的,持续了27年,直到他的妻子在长期患病后于1938年去世为止。克罗克后来参加了华盛顿的一次聚会,结识了芝加哥的一位光彩照人的离异女士,叫马莎·格兰杰·布莱尔,是为华盛顿的《时代先驱报》(Times-Herald)工作的社会专栏作家。她以前见过他,并且曾把他作为华盛顿的一个“魅力男孩”列入她的专栏。她称他是一个努力让自己对女性产生魅力的男人,“认为他有一种容易使人上当的魅力,但实际上没有”。她写道,尽管“他看起来凶猛,非常严肃地对待一切”,但他却有“诱惑力”。

他们在1939年结婚了。他们和她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后来成为《纽约时报》的记者)生活在弗吉尼亚的乡下,有296英亩土地,他们在华盛顿还有一套大公寓。克罗克一年从《纽约时报》挣三万多美元,他的报道获得过外国政府授予的荣誉。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得到了名誉学位,他实现了大部分职业上和社会上的理想。在家里同他的妻子和继子在一起,他是放松的、温和的和不拘礼节的。晚上从分社回来后,如果他和妻子不出去吃饭,他就会调制一杯老式的波旁威士忌酒,抽着他的精制雪茄烟,给全家读他刚刚写的专栏。尽管家人在表面上像是认真听他说的每一句话,但实际上他们对这种努力不怎么欣赏。

在办公室和同事在一起时,克罗克是一个讲规矩的典范。甚至对那些已经认识他多年的记者来说,他也是克罗克先生。

“这个‘先生’来‘先生’去什么时候能结束呢?”一次一位《纽约时报》记者问他。

“只要你想待在这,就结束不了,”克罗克回答说,“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风格。”

阿瑟·克罗克和奥克斯的共同点要远远多于他和苏兹贝格的共同点。尽管苏兹贝格只比克罗克年轻五岁,但克罗克却像是奥克斯时代的一部分。克罗克和奥克斯给人以君主般的陌生感,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他们都白手起家,自信而且虚荣,经受过苏兹贝格未曾有过的体验和磨炼。

最终,苏兹贝格承认了克罗克是奥克斯遗产的一部分——准确地说,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遗产,但苏兹贝格别无选择。克罗克认识华盛顿的每一个重要人物,在全国或许比国务卿都更有影响。如果克罗克觉得不高兴,他可以辞职,接受其他业主提供的许多职位中的一个。克罗克不是非常依恋华盛顿。正如克罗克亲口说的:“我喜欢华盛顿就像一个化学家喜欢他的实验室一样——尽管有气味——因为它有用来工作的材料。”苏兹贝格的确不想让克罗克离去,还没有能胜任的人物可以取代他,像他一样管理分社。在苏兹贝格看来,克罗克大大改进了华盛顿分社的日常业绩,比在以前的分社社长领导下要好得多。

所以,苏兹贝格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别的地方,允许克罗克和他的分社有更多的自我管理权,这是以前甚至以后也不会再允许的。当《纽约时报》1944年赞成富兰克林·D.罗斯福担任总统时,克罗克写了一栏文章反对罗斯福,纽约的编辑没有改动一个词。这是克罗克得到奥克斯谅解的一部分。相反,四年前当《纽约时报》支持温德尔·威尔基当总统,而《查塔努加时报》的主编坚持支持罗斯福时,苏兹贝格却表示反对,提出《査塔努加时报》的主编和他的助手要么赞成威尔基,要么接受六个月的带薪休假。他们选择了后者,因此《查塔努加时报》巩固了《纽约时报》在1940年对威尔基的支持。苏兹贝格的理由是,既然他和《纽约时报》的其他决策者要对这两家报纸的编辑部观点负责,那么在北方支持一位共和党人,而在南方支持一位民主党人,就多少不合适了。但苏兹贝格没有用这种辩解来对付华盛顿的阿瑟·克罗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