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北魏政权中期的战争模式（第13/16页）

兵户和平民戍兵相比，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固定服役期限，终身不能脱役。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曾诏令“镇戍流徙之人，年满七十，孤单穷独，虽有妻妾而无子孙，诸如此等，听解名还本”[78]，是对老年兵户的优免政策，但只针对无子孙之人，如果有子孙则不能解除兵户之籍，且子孙应继续服役。

到世宗景明元年（500年），南齐的寿春（寿阳）城投降北魏，魏军在此“置兵四万人”驻防，这些军队中就包含部分兵户贱民。次年，诏令“免寿春营户为扬州民”[79]，因为寿春隔在淮南，处于南方萧梁军队包围中，局势险恶战事激烈，故用放免兵户为民的政策激励其战斗意志。寿春战事频繁，不可能减少兵员数量，所以这些放免的营户肯定还要继续从军，不过待遇有所提高。

在世宗朝长期担任扬州刺史、驻防寿春的李崇，曾遇到一起士兵逃亡的案件，“定州流人解庆宾兄弟，坐事俱徙扬州”，后其弟解思安“背役亡归”[80]，似是逃回了家乡。这说明罪犯充军一直是寿春重要的兵员来源。同在世宗朝，官员徐纥因结党营私被流放枹罕，似亦被充军，当时惯例“捉逃役流兵五人，流者听免”，徐纥因捕捉这种逃役流兵满五人被放归。[81]这也说明充军兵户待遇低下，且终生难脱兵役，所以逃亡现象比较普遍。

除了汉人战俘或罪犯沦为兵户，柔然、敕勒等北方民族归附北魏之后，如果再度叛变，也会被强制改编为营户。前文已谈及，太武帝时、孝文帝初年，都有这种北方部族被迁徙入内地为营户。到孝文帝末期，高平、薄骨律二镇的柔然（蠕蠕）一千余户又被迁徙到济州黄河沿岸。[82]

除了义务制蕃兵和贱民兵户，北魏时期还有将领临时招募的志愿兵，这主要是针对从南朝逃亡过来的人士，如司马金龙、刘昶、王肃等，北魏利用他们南伐时，往往允许他们自行招募一些士兵，主要针对的是南朝旧部。但这种志愿募兵在战争中起的作用很小。

两种关于练兵的建议

自北魏建立以来，就受到北方草原柔然人的军事威胁。所以从道武帝拓跋珪到献文帝拓跋弘的六十余年间，北魏经常以大规模骑兵部队深入草原打击柔然，并在秋冬季节驻防漠南防范柔然入侵。到献文帝末和孝文帝初年，北魏防范柔然的战略也在发生变化，逐渐不再以骑兵进行主动攻击，而转为用步兵驻防北部边境。在献文帝禅位于孝文帝之后不久，老将源贺就提出了新的防御柔然的策略：

是时，每岁秋冬，遣军三道并出，以备北寇，至春中乃班师。贺以劳役京都，又非御边长计，乃上言：

“请募诸州镇有武健者三万人，复其徭赋，厚加赈恤，分为三部。二镇之间筑城，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床，武卫三百乘。弩一床，给牛六头。武卫一乘，给牛二头。多造马枪及诸器械，使武略大将二人以镇抚之。冬则讲武，春则种殖，并戍并耕，则兵未劳而有盈畜矣。又于白道南三处立仓，运近州镇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备不虞，于宜为便。不可岁常举众，连动京师，令朝庭恒有北顾之虑也。”

事寝不报。[83]

源贺的建议是在北方边境修筑堡垒，以常备军进行驻防和屯田。这种驻军显然是以步兵为主。但这个建议没有得到拓跋弘的批准。可能拓跋弘不愿放弃拓跋人传统的骑兵战术。但稍后几年，汉人老臣高闾又重提筑城防范柔然之策。按照高闾的论述，野战是柔然人的特长，但攻城是其弱项，所谓“北狄悍愚，同于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按照这种观念，北魏军队已经非常“中原化”了，难以在骑兵方面与柔然争长，只能借助城垒进行防御作战。与源贺不同的是，高闾主张在北方六镇以北修筑一条千里长城，截住柔然人的南下之路，而非仅固守一些点状城池。按照高闾意见，在筑城之前，先要训练一支对抗柔然的军队：

宜发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师二万人，合六万人为武士，于苑内立征北大将军府，选忠勇有志干者以充其选。下置官属，分为三军，二万人专习弓射，二万人专习戈盾，二万人专习骑槊。修立战场，十日一习，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识旌旗之节，器械精坚，必堪御寇。使将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昼夜如一。[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