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北魏政权中期的战争模式（第14/16页）

这支军队中习“弓射”和“戈盾”的是步兵，共四万，应当就是“近州武勇四万人”；习“骑槊”的二万人是骑兵，应是“京师二万人”，即禁军骑兵序列。练兵之后，北方六镇各出一万军人，与京师的六万人合为十二万，在八月的一个月间，修筑千里长城。但高闾上书也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当时孝文帝尚幼，冯太后执政，显然没有推行这个庞大计划的准备。源贺和高闾的建议虽然都未得到采纳，但反映了当时魏军中步兵已占多数。

[1] 《魏书》卷九十五《赫连昌传》：“乃以轻骑一万八千济河袭昌。”（第2057页）卷四上《世祖纪上》：“十有一月戊寅，帝率轻骑二万袭赫连昌。壬午，至其城下”，途中仅用五天。（见第71页）

[2] 《魏书·世祖纪上》，第72页。

[3] 《魏书·赫连昌传》，第2058页。

[4] 《魏书·尉眷传附尉地干》：“世祖将征平凉，试冲车以攻冢，地干为索所罥，折胁而卒”（第659页）。

[5] 《魏书·奚斤传》，第700页。

[6] 《魏书·世祖纪上》：延和二年（433年）六月，“遣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尚书左仆射安原督诸军讨和龙。将军楼勃别将五千骑围凡城，文通守将封羽以城降，收其民三千余家”（第82页）。延和三年（434年）六月“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司空、汝阴公长孙道生，侍中古弼，督诸军讨和龙。芟其禾稼，徙民而还”（第84页）。

[7] 《魏书·世祖纪上》，第86页。

[8] 《宋书·索虏传》，第2331页。另，《魏书·岛夷刘裕传》亦载：“三年，又遣殿中将军田奇朝贡。”（第2136页）

[9] 《魏书·叔孙建传》，第704页。

[10] 《魏书·崔浩传》：“俄而南藩诸将表刘义隆大严，欲犯河南。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因诛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绝其乡导，足以挫其锐气，使不敢深入。”（第819页）这个“南藩诸将表”，应当就是叔孙建所上表。另，此处提到“河北流民在界上者”，说明在拓跋嗣末年进占河南之后，颇有河北汉人到河南地区谋生，这应当和北魏统治区相对安定有关系。

[11] 梁川所在不详，《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胡三省注认为是《魏书·地形志上》的恒州梁城郡，见第3937页。但彼梁城郡在代北，拓跋焘所欲猎之梁川在河南的宋魏边界上，肯定不是一地。

[12] 《宋书·索虏传》，第2344页。

[13] 《魏书·世宗纪下》：“二月甲午，大搜于梁川”（第104页）；《宋书》卷五《文帝纪》：“辛巳，索虏寇汝南诸郡”（第98页）。《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考异》认为《宋书》的辛巳为辛亥之误，甚确，见第3938页。

[14] 悬瓠城是宋汝南、新蔡二郡治所，距离刘宋的边境重镇寿阳、襄阳都有五百里左右，但与寿阳间的地形比较平坦，与襄阳之间则有山地阻隔，所以悬瓠城及汝水流域多在寿阳将领的都督之下，当时驻防寿阳的是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

[15] 《宋书》卷七十二《南平王铄传》，第1856页。

[16] 淮西即淮北。六郡都是所谓“双头州郡”，即两郡治所为一城，太守为一人。汝南、新蔡二郡，陈、南顿二郡，汝南、颍川二郡似分别都是这种双头郡。

[17] 《宋书·沈庆之传》载刘义隆对沈庆之的指示：“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则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第1999页）

[18]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第3946页。

[19] 《宋书·索虏传》，第2350页。

[20] 《宋书》卷七十六《王玄谟传》：“虏主拓跋焘率大众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动天地。”当王玄谟被追究战败责任、准备处斩时，有人替他辩护说：“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万，岂玄谟所能当！”（第1974页）大概是王玄谟等为掩饰战败之责夸大了魏军数量。《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亦作：“魏主渡河，众号百万”（第3949页）。但实际上北魏南征兵力远低于此。据《宋书·张畅传》，当拓跋焘进抵彭城之下时，曾派使臣蒯应与彭城守将对话。宋将问蒯应魏军“士马多少”，答“四十余万”。蒯应不至于故意少报魏军兵力，所以四十多万的数字比较可信，见第1600页。联系之前北魏进占河北后使臣对东晋雍州刺史杨佺期所言的魏军伐燕兵力，可见北魏方面使臣的言论都比较可信。当然，这也和拓跋珪、拓跋焘尚保留着塞北民族的直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