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观察（第19/29页）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尽管很多条约也给他带来不断的非议，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家，他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些“外行”的无知，就在甲午战争之前，“外交”也一直是李鸿章颇为自诩的事情。

在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一味“求和”的态度，他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每遇到有战争的端倪，他总是约束下属克制，强调“衅不必自我开”。对外交往，他主张遵守《万国公法》，信守条约，因为他相信，只要中国以诚对待西方国家，他们也能以诚对待中国，以此就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局面，赢得发展洋务的空间和时间。即便是偶然产生冲突，他也寄希望于各国的调停。

这番惨淡经营，自然容易引起清流派的攻击。委婉者说他“隐忍”，激愤者直接就骂其“误国”。但李鸿章依然置之不理。直到中日临战，李鸿章依然相信只要中国遵守条约，就能避免战事的发生，他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韩贼已平，我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乙酉伊藤与我订约，事定撤回。又倭韩条约，认韩自主，由无干涉内政之权，均难于约外另商办法。”

面对日本毫无顾忌的挑衅，他冀望俄使喀西尼能够调停。俄使开始也信誓旦旦地答应帮忙，但是经过一番利益盘算之后，又电告李鸿章，俄国只能用友谊相劝，不便武力强迫。如果说，国内清流派的批评犹可置之不理的话，那么李鸿章赖以纵横开阖的国际条约体系的破灭则是对其致命的一击。

“以夷制夷”的办法，李鸿章在国际外交场合已经运用了二十年，屡试不爽。但这一次，却丝毫没有用处了，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情，都无法阻止外交的失败。李鸿章可谓沮丧之至。其实并不是李鸿章变得无用了，而是他所凭依的大环境已经今非昔比。如果说早二十年，李鸿章与之打交道的，还只是一个致力于商品输出，信奉自由贸易，维护国际市场秩序的西方世界的话。那么，此时的西方各国，则已经演进为一个弱肉强食，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视强力为唯一抉择的世界。

绝望贤良寺

1895年4月，李鸿章从日本回到天津后，便称病不出。当年8月，他进京向光绪帝汇报。光绪帝慰问李鸿章一番后，话锋一转，严厉起来：“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李鸿章无法回答，只得“引咎唯唯”，临行前赏赐的“三眼花翎”，又一次被摘去。

不久光绪皇帝下旨诏令李鸿章“留京入阁办事”，而当时伦敦的《特报》曾这样评说：“入阁办事，非尊之也；借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

这位昔日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钦差头等大臣一下子变得两手空空。那段时间，他寄居在贤良寺，仿佛朝廷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了，而外面不绝于耳的则是要求严惩“卖国贼”的声音。

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的日子，是他一生中少有的一段悠闲时光。他很少出门访友，来谒见的，十有八九也都被挡驾不见。从繁重的公务中解脱出来，李鸿章也第一次有了时间来反思他的人生。

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在这里，我们已很难见到他早年那种纵横捭阖的扬厉之气，转而换作了一种无力回天的悲凉。同时，突然的孤寂生活，也让他更加冷静地观察外面的这个繁杂纷乱的世道，自己有没有补天之才已不再重要，他发现整个天下已到了无法可补的地步。

其实，这种无奈，早在中日开战之前，他就已经爆发过一次。当时主战的翁同龢责问李鸿章北洋海军为何不出战。李鸿章半晌无语，反问翁同龢平日掌管财政，每到北洋要求拨款，总是左右刁难，现在才问北洋海军，“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又以做大臣的应该尽忠职守，不该推脱责任诘问。李鸿章再也无法忍耐，悲愤地说，“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这才语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