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观察（第17/29页）

他的转折从1860年开始。此前，广州入城纷争初起时，他遥为议论，“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英夷土固不广，来中国者人数无己，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他并且预言，“此次角斗，彼必不能坚守”。如果说这些论调折射了他和众多士大夫的相近与相似的话，那么，不久后一连串的残酷事实，则让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火烧圆明园时，他“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北京条约》签订后，他“阅之不觉呜咽”。次年秋天，他的日记记载，“四更成眠，五更复起，念（夷人）纵横中原……为之忧悸”（《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又何止是他？这一年，胡林翼视师安庆，为西洋轮船而“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据说，临死之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天要变了”；而十几年以后，他的学生李鸿章则以“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描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夷祸……

随即，他驻节东南、应酬洋场。在这里，他目睹了光怪陆离而又自成一体的西方情态：不仅西洋开花大炮让他“惊心动魄”，上海失陷期间，洋人曾“代收”关税七十余万两，此时如数交还，这个手笔让他大为感慨。他说，“彼虽商贾之国，而颇有君子之行”“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

他由此开始迥异于前代圣贤的生涯：他设立安庆军械所、创办上海机器局、翻译多种西方书籍、派遣幼童“出洋学艺”……他希望以西洋的技术，护卫他所热爱的文明；他说，“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他甚至产生了“海上争雄之志”，他说，“未敢遽问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是一条渐行渐远、无法再回头的长路：为了造船制炮，他必须引进“制器之器”；上海机器局落成后，“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换而言之，伴随西方物器滚滚而来的，是声光电化、“制器之所以然”；以洋枪装备淮军后，他曾经赞叹，“余平生所见步队不逮此远矣”，然而，这样的军队却必须“纯用洋人规矩”操演；在几艘轮船下水前夕，他已经意识到，“船成之后，仍需酌改营制，略仿西洋之法”……

从船炮、“制器之器”到操演规矩、营制，西方文明就这样水银泻地般渗透着。又何止于此？不仅船炮、“器具”从来不是孤立的，它背后的人心与社会也如此。“中体西用”从来是个模糊不清、近乎臆想的概念，因为它回避了“体”与“用”的互为联系、“道”和“术”的彼此作用。而这种联系与作用一经展开，它必将裹挟一切：正如后来中国人所亲历的那样，在器具变迁之后，是观念之变、社会之变、政体之变和“道体”之变。在这个意义上，与曾国藩同时代的倭仁，无疑更有先见之明，他一开始就反对同文馆的开办；而几十年以后，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则说出了这段历史的关键……

或许，曾国藩也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史料记载：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李鸿章1895，穷途末路

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建，晚年洋务，在接近生命的终点之时，这位垂暮老者再难有发奋之举。更何况，在历史的大赌局中，他输得身败名裂。他只能将再造国家的希望寄托于更为年轻的一代。

1895年初夏的一天，77岁高龄的京剧名角刘赶三在北京一家戏园登台献艺。刘赶三是有名的丑角，除插科打诨的功夫了得之外，还以敢于嘲讽权贵，抨击时弊，广为人推崇。就在刘赶三在戏台上表演时，突然想到时下的国耻，便即兴来了一句台词：“拔去三眼花翎。”

这明显是一句嘲骂当朝重臣李鸿章的话，当时，割让台湾、辽东，赔款2万万两的消息传来，举国愤慨，朝野沸腾。李鸿章一下子成了全国的公敌，仿佛不责骂李鸿章就不爱国似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挤满了他的照片，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则雪片般飞向光绪皇帝的案头，而更有许多人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李鸿章，以“雪奇耻大辱”。在不断地经历战败求和的屈辱之后，整个民族很容易感染上这种急切“雪耻”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