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者”（第6/19页）

而这说明什么呢？不就说明“宦皇帝”最初无秩级吗？若其有秩级，就该像“吏”那样，使用“若干石以上（或以下）宦皇帝者”来区分高下了；但他们是君主私属，没有秩级，其与王或皇帝的关系是很个人化的，所以另用王或皇帝是否“知其名”来区分高下。

认为“宦皇帝者无秩”的第四个证据，涉及了“比秩”问题。《二年律令·秩律》中没有带“比”字的秩级，这一点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我认为，这就意味着“比秩”是较晚时候，即《秩律》之后才形成的，此前还没“比秩”呢。汉代的官阶为什么有“比秩”，这事一直没人留意。现在转机来了，“宦皇帝”的考察，令“比秩”问题凸显出来。请注意这一重要事实：属于“宦皇帝者”的中大夫、中郎、郎中、谒者、舍人等官，在后来都是“比秩”。请看：

中大夫：更名光禄大夫后，秩比二千石；

谒者：秩比六百石；

中郎：秩比六百石；

侍郎：秩比四百石；

郎中：秩比三百石(36)、比二百石(37)；

太子洗马：比六百石；

太子庶子：比四百石；

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38)。

大夫、郎官、洗马、舍人等官既不见于《二年律令·秩律》，后来恰好又都被安排在“比秩”，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我想不是，这两个事实之间必有内在联系，交互印证了“宦皇帝者”曾经无秩的事实。

中郎、侍郎、郎中三郎并列，是较后的制度。汉初的“三郎”不是中郎、侍郎、郎中，而是中郎、郎中和外郎，秦代的“三郎”大约也是这三郎(39)。尽管“三郎”所指前后有变，但它们毕竟一脉相承，中郎、侍郎、郎中在后来都是“比秩”(40)，仍可以用来证明中郎、郎中和外郎最初无秩。与之同理，中大夫、太子舍人后来是“比秩”，我们推测其最初没有秩级。执楯、执戟、武士与驺，因其身份与郎相近，也应在无秩之列。按，郎官通过宿卫皇帝而出仕，这个制度的来源相当古老，源于周代贵族子弟“士庶子”宿卫制度，这是他们做官的必经环节。宿卫的士庶子们并不是官儿，君主只为他们提供“稍食”形式的廪食(41)。基于这个传统我们推测，战国、秦和汉初的君主没给宿卫者俸禄，他们当然就不能用“禄秩”标志等级了。

“宦皇帝者无秩说”的第五个证据，仍与“比秩”相关。上述那些官员后来变成了“比秩”，其间可能经历了一个“比吏食俸”的环节。东汉残存着一种卫官“比吏食俸”的做法。《续汉书·百官志四》执金吾条：“缇骑二百人。本注曰：无秩，比吏食奉。”这种“无秩，比吏食俸”的官，在较早时候应该普遍得多，秦汉间的“宦皇帝者”应即如此，他们也是“无秩，比吏食俸”的。《续汉志》执金吾条注引《汉官》又言：“执金吾缇骑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舆服导从，光满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壮矣。”“执戟”既跟缇骑的身份相似，则待遇也应相似；缇骑既然“无秩，比吏食俸”，那么“执戟”也该“无秩，比吏食俸”了。汉初“宦皇帝者”中恰有一种“执戟”。虽然后来“执戟”变为执金吾下的卫官之称了，然而草蛇灰线，千里犹见。这就意味着，“宦皇帝者”最初“无秩”，后来逐渐通过“比吏食俸”，即与吏的某个秩级相比，从而形成了“比秩”。即如：由“比三百石吏食俸”，形成“比三百石”；由“比四百石吏食俸”，形成“比四百石”；余类推。这样，揭开“比秩”面纱、弄清其真面目的机遇降临了。

“宦皇帝者无秩说”的第六个证据，是汉武帝时的一个实例。此例显示：其时“宦皇帝者”的俸钱数额，就是拿来与此后的“比秩”相比，也不相称。在前引汉惠帝的赏赐诏中，赏赐对象有“驺”。请看汉武帝时东方朔的一个历史小花絮：

朔绐驺朱儒，曰：“上以若曹无益于县官……今欲尽杀若曹。”……上知朔多端，召问朔：“何恐朱儒为？”对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