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者”（第8/19页）

《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东观书》，用很长一篇文字记载了东汉建武元年（25年）的百官禄秩，我们推测它出自《禄秩令》一类文件。为与《二年律令·秩律》比较，我们不避冗赘征引如下：

建武元年，复设诸侯王金玺綟绶，公侯金印紫绶。九卿、执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长秋、将作大匠、度辽诸将军、郡太守、国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将、诸郡都尉、诸国行相、中尉、内史、中护军、司直秩皆［按此处脱一“比”字，详见下编第六章第三节］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中外官尚书令、御史中丞、治书侍御史、公将军长史、中二千石丞、正、平、诸司马、中宫王家仆、雒阳令秩皆千石。尚书、中谒者、谒者、黄门冗从、四仆射、诸都监、中外诸都官令、都候、司农部丞、郡国长史、丞、候、司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仆秩皆六百石，雒阳巿长秩四百石，主家长秩皆四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诸署长楫棹丞，秩三百石。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县国丞、尉亦如之。县、国三百石长相，丞、尉亦二百石。明堂、灵台丞、诸陵校长秩二百石。丞、尉、校长以上皆铜印黄绶。县国守宫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长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长相皆以铜印黄绶。

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禄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书、谏议大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议郎、中谒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黄门、黄门侍郎、中黄门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

上文第一大段，其格式与《二年律令·秩律》非常相似，应系律令性质的文件。我们暂时推断为建武《禄秩令》(53)。这一段所记的主要是王侯、文官与军吏的秩级。第二段更引人注目。“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禄大夫皆二千石……”一句以下所列的官职，显然是被王朝看作王侯、文官与军吏之外的特殊职类的。而这些职类，恰好不见于《二年律令·秩律》。这些职类大多是“比秩”，即令在《东观书》中已非“比秩”了，往往也能找到其他证据，证明其曾为“比秩”，详见本编第五、六章的考证。尤其是段首有“而有秩者”四字，那提法很不寻常。为什么要特标“而有秩者”呢？我认为，那就反映了它们曾经无秩、是在后来才获得秩级的。其最初所获之秩，应即“比秩”。在《二年律令·秩律》中恰好就没有这部分官职，就是证据；在吕后二年之时，上述职类还没有秩级呢。也许有人又会猜想，是否《二年律令·秩律》中也有类似一段，但出土竹简中未见呢？当然不能绝对排除这个可能性，不过若结合前面七个证据综合评断，那种可能性就非常之小。

以上八个理由若单举其一，或许还难以服人；但当那八点构成了一个证据链，具有了刑侦学所谓的“证据的连锁性”、全都指向同一目标的时候，我们便可锁定如下事实：中郎、郎中、外郎、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太子御、太子骖乘、太子舍人及中大夫、郎骑等，最初都无禄秩。后来在某个时候，他们开始“比吏食俸”；再后，这“比”的方法逐渐凝固为秩级，变成“比秩”了。由此看来，“宦皇帝者”就是滋生“比秩”的温床。

三　《二年律令》中的“吏”与“宦”：两大职类

我们判断，“宦皇帝者”就是中大夫、郎官、舍人等侍从之官，他们构成了一个特殊职类，并因此而与作为“事皇帝者”的“吏”两分；并以八个证据，论证了“宦皇帝者”与“吏”的一个重要区分，就是“吏”有禄秩而“宦皇帝者”无禄秩。下面围绕《二年律令》，继续论证秦汉的这种特殊职类管理制度，即“宦、吏两分”制度的存在。

《秩律》中虽没有“比秩”，但其他律文中，却能看到出于某种必要而与禄秩相比的办法。比方说《赐律》：

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袅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第31页第291、292、293简，第173页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