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二：秦汉冠服体制的特点（第8/26页）

魏明帝看到高山冠跟通天冠、远游冠样子太像了，就把高山冠“毀变”为进贤冠的样子，以令君臣有别(56)。他还不准公卿在冕服上使用黼黻，以免“拟于至尊”(57)。魏晋南北朝各朝虽然沿用了很多汉式的冠类，但变化也在不断发生着。北齐的五品以上命妇，“以钿数花钗多少为品秩”，一品九钿、二品七钿、三品五钿、四品三钿、五品一钿(58)。可见就连官僚家属的服饰，也严格以官品为准，远比汉代细密了(59)。北周利用《周礼》“六冕”实行冠服大复古，创造了一套极复杂的等级冕服。兹依《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将北周冕服制表如下：

这个体制的森严繁密，为秦汉冠服望尘莫及。它虽系一时之制，也未必真的实行了，但毕竟反映了一个宏观趋势，即冠服等级性、一元性的强化趋势。北周的公、孤、卿、大夫、士爵称实际就是官品的翻版，它们与五等爵称组成了十多个冕服等级，远过汉朝，汉朝的进贤冠只分三大段落而已。

梁陈、北齐、北周三系制度，在隋唐合而为一，呈“百川归海”局面。学者随即看到：“隋朝开始，官职越立越多，仪礼越分越繁，以服饰区别上下的功能也就愈益显著”(60)；隋朝舆服是一系列“等级鲜明的舆服”；唐朝“文武百官之服专在明等级”(61)。黄正建先生特别指出，由于南北朝以来“常服”日益重要了，隋唐统治者就把“常服等级化”作为“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62)。

隋朝开皇时期的冠服承袭了南北朝冠服，也沿用了很多汉朝冠服。隋炀帝的大业服制发生了变化：“诸建华、鵔鸃、鹖冠、委貌、长冠、樊哙、却敌、巧士、术氏、却非等，前代所有，皆不采用。”(63)吴玉贵先生评论说：“官员依品级各有等差，废除了前代行用的建华、鵔鸃、鹖冠、委貌、长冠、樊哙、却敌、巧士、术氏、却非等许多繁琐的服饰。”(64)服类趋简了。来自汉朝的獬豸冠和高山冠还在，但獬豸冠只是为了标识法职的特殊性，才保留下来的；高山冠的外观已“梁依其品”，向梁冠靠近，变成进贤冠的附庸了。官员依官品而定冠服，与废除若干繁琐冠式，二者系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它们在冠服主体部分造成的变化，就是服类减少，“不同职官穿不同冠服”的做法淡化，“职事分类”分量下降，“级别分等”相应浓厚起来了，以官品为准而在同一套冠服上制造差异，转成冠服规划的主导思想。冠服体制的重心，逐渐由分类向分等偏转。

《新唐书·车服志》称唐朝“群臣之服二十有一”(65)，服类似乎又趋繁了。不过细考其事，也不尽然。郊庙武舞之平冕、文舞郎之服委貌冠，监察司法官员之法冠，内侍省内谒者、亲王司阁、谒者的高山冠，亭长、门仆的却非冠仍被列入冠类(66)，是受了汉人冠服表述方式的影响，但也只是汉制残留下来的一个小小尾巴而已。杂色人等的冠服，实际已与品官冠服区分开来。分析“趋简”或“趋繁”之时，应把主体冠服和杂服分开来看，两部分的变迁趋势并不一样。官僚主体部分的冠服变化趋势，仍是类别趋简而级别趋繁。进贤冠、高山冠、法冠等都属于“朝服”。朝服部分，谒者另用高山冠、法官另用法冠，类别稍繁；但在“常服”部分，法官、谒者就没有特殊服饰，服类简化了。汉代的法官在各种场合都用法冠，而唐代法官大事用法冠，小事另用常服，同于其他文官(67)。

“级别分等”在唐朝高歌猛进，服饰上的等级元素不断繁衍，分等趋于细密高峻，服饰等级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张。南北朝的皇帝通天冠上面有五梁，官僚的进贤冠则为三梁、两梁、一梁。唐朝官僚的梁数依旧，皇帝的通天冠却变成了二十四梁了，据说那“二十四”是“天之大数”(68)。始于北周的“品色”之制，在唐大行其道。秦汉文官服黑、武官服赤，颜色用以区分职类。唐朝则用颜色区分等级，官僚的弁服、袍服、袴褶等，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绯，七品以上绿，九品以上青，格外醒目。服饰的各个细部都按官品做出了规定，不能乱用。如隋唐的皮弁以玉琪为饰，一品九琪、二品八琪、三品七琪、四品六琪、五品五琪；如唐朝官僚的腰带，一品二品銙以金，六品以上銙以犀，九品以上銙以银，庶人銙以铁；等等。隋唐以后冠服上的等级元素之多，是大大超过秦汉的。比如说，汉廷只规定了官贵妻子的服饰；而这时对官贵的父母、妻子、儿女的衣帽饰物，朝廷全都要管，不厌其烦地一一条列，甚至规定到了袖子的长度和衣裳的曳地尺寸之上(69)。而秦汉的同类规定，就远没有那么多、那么细了。进而服饰等级的调整范围，也大大超过了秦汉。南北朝隋唐间，也不断有新兴的冠帽被纳入冠服体制，如幞头（折上巾）等，由此带来了新的“自然差异”；但繁密的服饰等级规定，总体说是令唐帝国的礼服远离了“原生态”，大不同于汉朝那种“自然分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