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二：秦汉冠服体制的特点（第7/26页）

若与前朝后代相比，秦汉冠服体制的特点，就是相对突出的“自然分类”和“职事分类”。其所提供的分类信息，多于分等信息；其分类色彩强于周朝及后世，但分等功能弱于周朝及后世。可以从战国秦汉间贵族传统的断裂、秦汉官僚政治重事不重人、其品位结构相对松散、一体化程度不高等方面，理解这些特点。

拿“秦始皇定冠服”和汉廷的冠服安排，去跟同期儒生所构拟的冠服礼制加以比较，能看出某种差异来。以冕服等级为例。《礼记·礼器》云：“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周礼》“六冕”制度更复杂，所用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等名，也算是汇聚了古今冕名，但另按章旒十二或九、七、五、三、一重新分等了。《礼记》、《周礼》都是“度爵而制服”的，依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爵级定等；都采用“级别分等”，即在同一套冕服上进而通过服饰元素章旈实现分等。

秦汉新冠服却不是“度爵而制服”的。秦始皇把列国王冠赐给近臣，系依职类而赐，不依爵级而赐；汉廷文官服进贤、武官用武弁，其余职类各有其服。就现有史料看，秦汉的新冠服体制，与二十等爵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刘邦虽规定了“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55)，但那是一个否定性指令，亦即，公乘以上可以戴刘氏冠，但不是必须戴刘氏冠；你觉得别的冠好看，但戴无妨。

秦始皇定冠服，依“职事分类”；儒生传礼制，重“级别分等”。在同一时间，帝王与儒者以不同思路规划冠服，泾渭分途。儒生是“周礼”的传承者，他们规划冠服时，把周朝贵族时代的等级礼制传承下来了。秦始皇却是贵族政治的终结者。纳六国冠服于一廷，显示“六王毕，四海一”，中央集权时代到来；依职类而不是依爵级赐王冠，暗示贵族等级制已成明日黄花。

周朝贵族与其传统服饰如冕服、玄冠、皮弁等，退出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一大批新式冠服在战国秦汉涌现；在这背后，就是一大批新兴人员和新兴职事的拔地而起。那些职事，对统治者来说至关重要不容马虎；而对那些人员的个人荣耀与服饰尊卑，统治者一时操心不多。好比黑心矿主雇了一群劳工，随他们穿什么好了，卖力干活就成；若手头贩来了一堆旧衣服，也是随意发、随便穿。秦汉皇帝似乎没有太强的迫切感，觉得必须去精细区分官场尊卑、确保官贵的荣耀体面，对不同职位做纵向大排队，并以繁密等级服饰体现之。只要各项职事都有人在干，皇帝就心满意足了；至于那些人的服饰各异，缺乏一元化的可比性，皇帝的脑袋里还没多想那个事情，用梁数大致把官员分为三大段落，就可以了。秦汉政治精神就是“以吏治天下”，其官阶用“职位分等”，给官僚的品位特权远不如前朝后世；汉代冠服体制之所以分类功能较强，分等功能较弱，就生发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中。

帝国初期的新式吏员刚刚登上政治舞台，还没来得及发展为一个官僚阶级。但随政治演进，官僚在神州大地上逐渐扎下根，官僚等级与官场尊卑越来越严明，越来越精细，冠服体制也越来越严明，越来越精细了。明代的朝服高度“一元化”了，不论文官、武官还是法官，一律梁冠，赤罗衣、赤罗裳，然后再用九等梁冠区分高低；汉朝则是文官、武官、法官、“宦皇帝者”和各色杂职各穿各的。不同职类穿不同冠服，你穿你的、我穿我的，就不利于等级比较；让不同职类穿同一种冠服，就便于进一步用服饰细部来区分尊卑、比较高下，从而强化“级别分等”了。

四　汉唐间冠服体制的变化趋势：场合分等和级别分等

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若拿秦汉王朝的实用冠服跟礼书所见冠服相比，则礼书中冠服的等级细密整齐，经常超过实用冠服。像《周礼》“六冕”的冕旒等级就是如此，它比周秦汉的实际冕制复杂多了。可见早期政治文化之中，就已蕴含着繁密冠服等级的发展动力了。战国秦汉间的冠服体制“断裂”，只是一时之事。魏晋以下，王朝冠服的变化趋势，是渐趋一元化，强化等级性，冠服体制的重心向“级别分等”和“场合分等”偏转，服饰上的等级元素由疏而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