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二：秦汉冠服体制的特点（第6/26页）

汉朝的军人和武官戴武弁。这武弁，很容易与礼书中的“皮弁”联系起来。但用作礼帽、居冠礼“三加”之一的皮弁，是白鹿皮做的；秦汉武冠却是漆纱做的，来自实用军帽(49)。王国维说汉代的武弁“疑或用周世之弁”(50)，而我们觉得，武弁与礼书所记载的礼帽“皮弁”，也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总之，进贤冠与武弁都有非常实用的来源，它们分别成为文官与武官之冠，乃是战国秦汉文武分途的直接结果，是文吏和军吏两个新兴群体由微而显、成长壮大的结果。

汉代冠服中的分等元素，主要就是进贤冠的一梁、二梁、三梁了(51)，由此造成了“级别分等”。一梁、二梁、三梁的“三分法”比较粗略。首先是分等粗略，明清补服分为9等，密度就高了3倍。其次用来分等的服饰元素之粗略，只有冠梁而已，而唐宋明清的冠服上，就用众多服饰元素去体现等级差别。秦汉天子服通天冠，诸王服远游冠。高山冠与通天冠、远游冠样子差不了多少，属于一个系列。天子也服高山冠(52)，谒者、仆射、太子洗马也服高山冠，跟天子差不了多少。后来魏明帝把高山冠的样子改了，就是因为它跟通天冠相似，造成了君臣无别。又，巧士冠也很像高山冠，只不过高山冠高九寸，而巧士冠或高七寸、或高五寸而已，七寸的黄门从官服，五寸的扫除从官服(53)。就是说皇帝身边有一群从官，他们的冠服乍看上去跟皇帝很相似。官服上的佩玉、印绶也有等级。但总的说来，在充分利用服饰元素以区分等级上，汉廷“前修未密”，远不像后代王朝“后出转精”。

秦汉冠服体现了一种“不同冠服用于不同事务或人群”的精神。如宗庙祭祀，用长冠；辟雍大射，公卿、诸侯、大夫用委貌冠，执事者冠皮弁；祠天地五郊明堂，云翘舞乐人服爵弁；天地、五郊、明堂之礼，育命舞乐人服建华冠；宗庙、大予、八佾、四时五行，乐人服方山冠；郊天，宦官黄门四人服巧士冠，等等。“职事分类”的色彩，显然是很浓重的。文官用进贤冠、服黑，武官用武冠、服赤，也是“职事分类”重要体现之一。这是战国以来官制“文武分途”的直接结果。学者有时会为某官是文是武而费神辨析，其实那时不妨看看冠服，就一目了然了。“职事分类”方面的安排，又如法官专有其服，侍御史、廷尉正监平等官员服法冠；又如宫殿门吏仆射服却非冠，卫士服却敌冠，司马殿门大难卫士（大难即大傩）服樊哙冠；等等。秦汉的侍从及郎官属“宦皇帝者”职类，后来叫“郎从官”。侍从如侍中、中常侍，以武冠加金珰、附蝉、貂尾；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及虎贲、武骑，皆服鹖冠；郎官服鵔鸃冠。侍中、郎官的鹖冠、鵔鸃冠，本属武冠服类；但武官服赤，郎从官却是服黑的(54)。宿卫郎官服黑，系先秦传统，先秦的宿卫士官被称为“黑衣之数”。那么“宦皇帝者”那个职类的特殊性，在冠服上也体现出来了。

不同职事承担者使用不同冠服，也就是“因职而冠”了。《续汉书·舆服志下》：“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谒高祖庙、世祖庙，门大夫从，冠两梁进贤；洗马冠高山。罢庙，侍御史任方奏请非乘从时，皆冠一梁，不宜以为常服。事下有司。尚书陈忠奏：‘门大夫职如谏大夫，洗马职如谒者，故皆服其服，先帝之旧也。方言可寝。’奏可。”任方认为，“非乘从时”即非陪同太子的时候，门大夫、洗马应戴一梁冠，这是从“分等”角度立论的；而陈忠所谓“皆服其服”，却是从“分类”着眼的。从职类上说，“门大夫职如谏大夫”，所以让门大夫戴进贤两梁冠；“洗马职如谒者”，所以让洗马戴高山冠；而且不管“乘从”与否，各种场合“皆服其服”。皇帝采纳了陈忠的意见，因为依秦汉观念，冠服更多地与职类相关，应依职类而定。

杂色人等各有其服，后世也是如此，甚至更严更繁了；但杂服在冠服体制中的分量，或说冠服主体部分的重心所在，各代却不相同。在《续汉书·舆服志》中，杂色人等的冠服，首先是作为“冠”之一种而与其余诸冠并列的，然后再叙其服，再叙服其冠服之事和服其冠服之人；而那些事、那些人，有些在后世看来是较为微末的。像服却非冠的宫殿门吏仆射，服樊哙冠的司马殿门大难卫士，即是。宫殿门吏仆射、司马殿门大难卫士从地位来说微不足道，没法跟大臣比；但他们的却非冠、樊哙冠作为冠之一种，堂而皇之地跟进贤冠、獬豸冠、高山冠等比肩并列了。又如巧士冠，仅4个宦官在郊天时服用，但因巧士冠也是王朝的冠之一种，所以就与大臣之冠列在一块了。后代典章就不同了，先叙人的类别，再叙其冠其服的类别；杂色人等的冠服，与品官分叙。帝国前期的“以冠为纲”叙述模式，既体现了古老的“重冠”观念，又较多顺应了冠本身的差异，即“自然差异”，所以在法典与史志中，有一种冠就列上一种冠；而后代典章则是“以人为本”的，冠服体制全面服从官僚等级，杂色人等之服不与品官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