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叠压与并立：从“爵—食体制”到“爵—秩体制”（第12/27页）

从具体演进说，周爵与二十等爵间存在着明显断裂；但从宏观看，周爵与秦汉二十等爵又确实存在着密切关系。周爵是一种身份体制，而在秦汉之间，二十等爵也变成了整个社会的身份尺度。日人西嶋定生论述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含摄于爵制中，所以爵制不只是形成民间秩序的原理，以皇帝为顶点的国家结构也利用爵制组成为一个秩序体。”(60)爵制秩序就是国家秩序，就是“与人民的直接的支配、被支配关系”，这是一种“个别的人身支配”(61)。西嶋把二十等爵，视为国家权力建构身份体制的一种手段；面对爵制所体现的公权力，豪强地主也是“民”。这个阐述是很精彩的。

经常性地向吏民赐爵，是汉代政治社会生活最有特色的现象之一。“赐民爵”的做法，无疑是二十等爵之身份功能的鲜明体现，也是西嶋定生“国家结构利用爵制组成为秩序体”的论点最有力证据。秦惠王吞并巴中后，曾给了所有巴氏之民以第四等爵“不更”的待遇(62)，也是“爵”为身份手段之一证。

二十等爵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身份作用，西嶋氏已多所举证。那甚至包括这类情况：几个人合伙打猎，分猎物以爵级高下为准，跟出力多少没关系。“爵”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晋人庾峻这样评述秦爵：“时不知德，惟爵是闻。故闾阎以公乘侮其乡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63)秦爵如此，汉代也应有类似现象，闾阎中的高爵可以傲视低爵。《二年律令》：“其毋伤也，下爵殴上爵，罚金四两。殴同列以下，罚金二两。”(64)在未造成伤害的情况下，低爵殴打高爵，要加二两罚金呢。

除了向民众赐爵，汉廷还经常向官吏赐爵。向官吏赐爵的意义是什么呢？学者也有过很多阐述。楼劲、刘光华先生认为：“大部分爵级明确充当了奖励官僚功劳的手段，因而其虽并无行政职事，也不反映官僚的级别，却不失为当时官僚管理制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内容。”〔(65)〕好並隆司还把汉惠帝一份诏书中的中郎、郎中依据服务年限而晋升爵级的规定，解释为“代替了依军功而授爵的文官的年功序列方式”(66)。西嶋定生提出：“对一般高官授爵的场合，虽然如《汉书》百官公卿表所称是‘以赏功劳’，我们却可以说这是对官吏通常勤务之功劳的报酬，而不能认为这是对特别功绩的报酬。”(67)学者众口一词，都认为向官吏赐爵是一种“褒功酬勤”之方。我们当然不否定这一点，但还要从“身份制”方面做更多分析。

向官吏普赐爵级的制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面向六百石以上官，采用“某秩级以上的官赐爵若干级”的办法；另一类面向不到六百石的吏员，其形式是“赐勤事吏爵若干级”。借用西嶋定生的用语，可以把前一类向六百石以上官赐爵称为“赐官爵”，把后一类向低级吏员赐爵称为“赐吏爵”；至于向平民赐爵，可称“赐民爵”。“赐官爵”使用五大夫以上爵，“赐吏爵”和“赐民爵”则使用公士至公乘的8个爵级。那么，考察向官吏赐爵之制，就是考察“赐官爵”和“赐吏爵”二者了。

“赐吏爵”时，经常采用向“勤事吏”赐爵的提法。那“勤事吏”三字很容易让人用“回报勤务”来解释。我想还是辨析“赐官爵”完毕，再回头看“赐吏爵”比较好。“赐官爵”的做法，若把丞相或三公封侯也考虑在内，那么其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丞相（或三公）：封列侯；

御史大夫：赐爵关内侯；

中二千石、诸侯相：赐爵右庶长（或左更，可能还有中更）；

六百石以上吏：赐爵五大夫。

顾江龙君把这种固定赐以某一级高爵的做法，称为“赐满”，它的特点是：“不论你六百石之官原来是有爵还是只有低爵，一下子让你晋爵五大夫；如果你在赐爵五大夫之后又因军功等原因晋升爵级，那自按律令办理，否则，在你升任更高秩级的职位可以为朝廷做出更大的贡献之前，就别想晋爵。”他进而分析说：“这是因为直到西汉中晚期仍有许多权益附丽于爵，王朝认为有必要让中高级管理也得以按秩级享受这些权益，故通过赐官爵的形式将这一点落实。换言之，王朝认为或预期六百石官员对朝廷的贡献可以与将校军士赐爵五大夫所需的军功相比，故赐他们五大夫之爵；以下依次类比，以至丞相封侯。”(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