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叠压与并立：从“爵—食体制”到“爵—秩体制”（第11/27页）

“大良造、庶长”由一人兼有的情况，还有商鞅的例子：若干兵器上出现了“大良造、庶长鞅”铭文(56)。这跟《史记》的商鞅初为左庶长、后为大良造的记载不同。《史记》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两衔先后晋升；而兵器铭文显示的，却是两衔同时兼有。郭先生认为，大良造是爵，庶长是官。虽然也可以设想相反的情况，即大良造为官、庶长为爵，但仍可以认为郭先生所说较优，因为“庶长”以“长”为称，更像是官名，意思可能是众兵之长。如前所述，马非百先生也认为“庶长”最初是官名。曾有一枚战国“右庶长之玺”被发现(57)，玺印是职权的象征。也许商鞅初任左庶长，后因变法有功，加爵大良造了。

后来大良造、左庶长都成了爵级，而在此前的某个阶段，军职和军爵就不大容易分清了。我认为，那就是军职向军爵演变留下的痕迹。帝制时代的官阶也存在着“职阶转化律”，很多品位是由职位变来的，来自“职事官的品位化”。以西魏北周为例，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等本是府兵军职，但不久就被大量颁授，用如品位了。由此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些府兵官号，有一些仍是领兵的军职，有一些却成了赏功酬勋、提升品位的位阶了，两种用法并存。此外，在汉末魏晋的将军号的散阶化进程中，也有过类似的情况。魏晋将军号、北周府兵官号在阶官化进程中，都曾表现了双重性，亦职亦阶或亦职亦勋。由此反观秦国，在商鞅变法后，仍屡有大良造、右更、中更、左更、左庶长、庶长、五大夫领兵打仗之事。可见这时的爵号，仍有浓厚的军职意味。

二十等爵称最初是军职之名，这一点与周爵之得名，显然相当不同。周爵是标志身份的品位，除了“侯”之一号外，其爵称都来自人之尊称，有浓厚的“以人为中心”色彩；而二十等爵称来自军职，则有明显的“以事为中心”的意味。二十等爵以“军功”为授爵条件，具有功绩制的性质。如杜正胜所说：“封建制度的君子小人分野取消了，万民同站在一条起跑线上，凭藉个人在战场上的表现缔造自己的身份地位”，他甚至断言“军爵塑造新社会”。(58)二十等爵以其“功绩制”性质，造成了一场社会革命。

有先生认为，秦爵是从周爵蜕变而来的。因为秦爵之中，“士”、“大夫”、“侯”字样仍按贵贱次第在二十级中循序出现；秦爵二十级大体可分4段，即第一至第四级、第五级到第九级、第十到第十八级、第十九和二十级，4级分别对应周制的士、大夫、卿、诸侯。“所以，秦爵是在周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的特点是同军制结合更紧。”(59)这问题怎么看呢？从宏观上说，可以说二十等爵从周爵蜕变而来。因为二十等爵承袭了“爵”的形式，用作个人品位，其上辐辏着优厚权益，具有确定社会身份的功能，显示了浓厚的传统色彩和贵族气息，甚至爵名也采用了周爵所用字眼儿，并借用士、大夫、卿、侯的概念来标示几个大的层次。这些都是上承周爵的。但从具体演进历程看，我们认为军爵来自秦国的军职，就是说它另有来源，并不是由周爵直接蜕变而来的。

进一步细审二十等爵号，其中含有士、大夫、侯字样的，是公士、大夫、官大夫、公大夫、五大夫、关内侯、彻侯，共7号；不含这些字样的，是上造、簪褭、不更、公乘、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共13号。首先，二十等爵号中，不含士、大夫、侯字样的爵号明显居多。而公士、大夫、官大夫、公大夫、五大夫等名目，不过是借爵名而为职名罢了。在秦国，周爵体制因军职的冲击而解体，进而围绕“军职的品位化”，另行形成了新的秦爵体制；在此之后，人们才重新拿周爵士、大夫、卿、侯与之比附。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军功爵作为一种功绩制的变革性质，及其“塑造新社会”的革命意义。“军职”在构造新式爵列上的重大作用，显示了这是一个“军事化”的时代，显示了军事活动、军事组织和军功阶层在塑造品位结构上的重大历史作用。

二十等爵来自新兴军职，由此获得了功绩制性质；但二十等爵在秦汉又再度发展为一种身份性品位，这个事实，我们同样要给予充分重视。这说明，当时依然存在着一种深厚的社会需要，呼唤着以“爵”这种古老的品位形式维系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