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叠压与并立：从“爵—食体制”到“爵—秩体制”（第10/27页）

三　功绩制和身份制之间：二十等爵

叙述至此，就可以把战国秦汉间的位阶体制变化线索，概括为三了：第一，周代贵族官员的身份尺度——公、卿、大夫、士爵，由于“以吏职为公卿大夫士”和“以秩级定公卿大夫士”两个变动，而在不断淡化。第二，源于“稍食”、作为“吏”之定酬定等之法的禄秩，从品位结构下端不断向上伸展。这两点见前节所述。此外还有第三个变化，就是二十等爵向一种身份体制的变迁。

以往论述秦汉官阶时，我采用“品位—职位”视角，把秦汉禄秩的特点归结为“职位分等”，视之为传统官阶发展五大阶段的第二阶段。这个论述没有充分考虑军功爵。从“官阶”概念说，“职位分等”的判断是可以成立的，因为秦汉军功爵不是官阶。但若不仅立足官阶，而是从“秦汉帝国的品位结构”来考虑问题，则二十等爵及封爵必须纳入视野，因为“爵”是一种重要的品位。为此，我们揭举“爵—秩体制”概念。

“爵—秩体制”概念的要点是：秦汉品位的基本结构，是爵、秩两立；与周代“爵本位”和魏晋以下“官本位”比较，这个结构呈现出一种“二元性”，具有“爵、秩疏离”的特点。这些概括的论据有四。首先是基于“结构”，即两个序列在形式上的分立；其次是“功能”，即爵与秩在政治社会中的不同作用；第三是“要素配置”，即“品秩五要素”——权责、薪俸、资格、特权和礼遇——在爵、秩两方的分配；第四是“等级关联”，即爵级与秩级间对应与链接关系的紧密或松散。下文将讨论这么一些问题：首先从爵称的来源入手，阐述军功爵之功绩制性质的来源；进而探讨军功爵是如何变成一个身份性品位序列的，由此观察爵与秩的不同功能和性质。随后进入“爵—秩疏离”问题，从二十等爵上没有配置“资格”要素一点，看其非官阶的性质；从爵上所附丽的优厚待遇，看汉爵的特殊性；从爵、秩“比视”关系的多样性和散漫性，观察爵、秩相互疏离的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而对“爵—秩体制”的历史地位与意义做出评述。

首先，从二十等爵的爵称开始讨论。如前节所论，周爵公、卿、大夫、士以人之尊称为爵名，秦汉禄秩以“若干石”的俸额为秩名，那么二十等爵呢？它们与周爵、与秦汉禄秩都不相同，二十等爵的爵称大多来自军职之名。

卫宏《汉旧仪》就是拿军职来解释军功爵号的。上造：“乘兵车也”；不更：“主一车四马”；大夫：“主一车，属三十六人”；官大夫：“领车马”；公大夫：“领行伍兵”(48)。无独有偶，魏人刘劭《爵制》也这么理解爵号——公士：“步卒之有爵为公士者”；上造：“皆步卒也”；簪褭：“御驷马者”；不更：“为车右，不复与凡更卒同也”；大夫：“在车左者也”；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皆军吏也”；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皆军将也。所将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为名。”(49)由此看来，许多爵称最初曾是军士、军吏、军将之名。

《商君书·境内篇》约在商鞅变法后不久写成，其中不但记录了早期军爵，而且还让人们看到军爵之外另有军职，那些军职有操徒、校士、卒、屯长、五百主、二五百主、百将、国尉、大将等名。《左传》、《史记》等史料又显示，商鞅变法前、甚至春秋后期，秦国就有庶长、不更之名了(50)。有学者认为，商鞅变法前的那些庶长、不更，说明商鞅变法之前就有军功爵了(51)。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当时的庶长、大庶长只是职名，尚非爵称。马非百先生云，庶长一爵最初似为官名，后来分化为左庶长、右庶长、驷车庶长及大庶长四爵(52)。我想那是个更合理的解释。

若军爵是由军职发展而来的，则二者间就可能有一个职、爵不分的过渡阶段。西嶋定生说：“在某种场合，我们也看到了爵称与官职之未分离状态”，这是一种“不即不离状态”(53)。大良造和庶长后来都是爵称，但一些器铭显示这二者曾为一人兼有。《秦右庶长歜封邑陶券》记，秦惠文王四年“大良造、庶长游出命”(54)，这位“游”就是一人而兼大良造、庶长两号的。其大良造、庶长两号，可以推想或者是两官而一人兼之，或者一个是官、一个是爵，却不可能两号同时为爵。打比方说，你不可能既是上校又是少校，或既是局级又是处级。郭子直先生把这份陶券称为《秦封宗邑瓦书》，指出，“大良造、庶长游”就是《四年相邦戟》中的“相邦樛斿”，“以‘大良造’称代‘相邦’，这是以爵号代官名；瓦书的庶长，则为官名”。《瓦书》中还有一位“司御、不更顝”，郭先生说，司御是管车辆的职名，不更则是爵名(55)。这就是一人拥有一官一爵的情况了。《瓦书》中还有位右庶长歜，“右庶长”后来也是军功爵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