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叠压与并立：从“爵—食体制”到“爵—秩体制”（第9/27页）

“公”也与之类似。周代以执政大臣为“公”，“公”由家族世袭。秦汉间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官号称“三公”。这三公非周之旧，全是战国以来的新兴官职，以职能命名，并因其权责之重而被称为“公”的。《秩律》中御史大夫只是二千石，后来秩级为中二千石，再后又被安排于“上卿”，其实不是“公”。可见“三公”只是对周爵的一种比附，与周爵并无沿袭关系。与之同理，秦与西汉所谓“九卿”，最初也只是一种比附，“卿”并不止九位，而是取决于秩级的。周朝的公卿是品位等级，秦汉的公卿却是职位等级，名同实异。

简言之，禄秩体制全面取代周爵公卿大夫体制的过程中，包含着一个“以吏职为公卿大夫士”和“以秩级定公卿大夫士”的演变。示意如下：

“职”与“秩”，成为公卿体制变迁的支配因素。由此周代的“品位分等”的等级秩序，向汉代的“职位分等”转变了，由“以人为中心”向“以事为中心”转变了。

从《汉书·百官公卿表》看，西汉末到东汉初，禄秩又变成了16级。比汉成帝阳朔二年之前的21级减少了。所减少的是五百石、比八百石、八百石、真二千石和御史大夫5秩。御史大夫一秩的消失，是由于此官改名为大司空，升入“三公”行列了。至于其余4秩之废，则属简化秩级的措施。西汉前中期的秩级变化趋势是高端趋密，然而制度发展往往会“矫枉过正”。在由汉初《秩律》11级繁衍为汉成帝时的21级后，朝廷又嫌其繁密了，所以着手裁并。那么战国秦汉间禄秩变迁，经历了一个由简而繁、又由繁趋简的变化。

前述秩级的“纵向伸展”，主要发生于中央朝官，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个郡国官秩级相对下降的变化。就是说中央官和郡国官的秩级，其变化方向是相反的，一上一下。简述如下。

《秩律》所见，郡守、郡尉二千石，跟御史大夫、诸卿平起平坐。后来诸卿升到了中二千石、御史大夫升到了“上卿”，郡守、郡尉依然故我，仍是二千石，相形失色了。再看县级长官的秩级。《秩律》中县级长官有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和三百石共5等；二百五六十个县中，六百石以上县令有240多个，可见汉初县级长官的等级，整体偏高。后来就不同了，五百石至三百石的县长大量设置。汉成帝把八百石、比八百石、五百石合于六百石、四百石，那么八百石县令、五百石县长的秩级又降低了。东汉的县级长官大多是六百石令、四百石及三百石长。此外，郡县与中央的同名（或同类）官职，在秩级上也拉开了差距。例如中央的掾属高者三百石，郡县掾属则通例为百石（京畿除外），同是掾属，秩级却矮了一块。

对郡县长官的秩级下降或相对下降，学者认为与人口增多、郡县普设、同级行政单位大大增加相关。但这时候，王朝本有另一选择：增设郡县，但不降其秩。王朝没那么做，非压低其整体秩级不可，那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意义就是强化中央集权。

再看国官。汉初的王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其时与中央官同名的王国官职，其秩级也同于中央官。但景帝、武帝之后，皇帝着手削夺王国选官权、裁撤王国官额，同时压低王国官秩级。汉景帝时，王国丞相变成了中二千石，改名曰“相”，不再用金印而是改用银印了。武、宣时王国丞相秩真二千石，汉元帝时又降为二千石，而且“诸侯相位在郡守下”了。王国郎中令和仆的秩级，由二千石降到千石，王国郎中令一度还降到了六百石。中央的尚书六百石，而王国的“治书”被改置于“比秩”，即比六百石，低了一头。中央的中大夫大约比八百石，王国中大夫比六百石；中央的谒者比六百石，王国的谒者比四百石；中央的太乐令、祠祀令、太医令、卫士令、永巷令皆六百石令，而王国的礼乐长、祠祀长、医工长、卫士长、永巷长比四百石；中央的郎中比三百石，而王国郎只二百石。

西汉中央集权的强化，在中央与郡国官秩级的相对变化中，鲜明反映出来了。中央朝廷对郡国的强势政治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