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叠压与并立：从“爵—食体制”到“爵—秩体制”（第14/27页）

那么，就可以回头反观“赐吏爵”问题了。“赐吏爵”和“赐民爵”都使用公士至公乘的8个爵级，这说明这个段落的“吏”与“民”身份相近，说明依传统观念，这个层次的“吏”就是“庶人在官者”。兹将《汉书·帝纪》中的相关材料征引如下，以供分析：

1.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三月：赐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更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级，民一级。

2.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三月：赐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级。

3.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二月：（赐）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各二级。

4.汉平帝元始元年（1年）正月：赐帝征即位前所过县邑吏二千石以下至佐史爵，各有差。

前面我们已论证了“赐官爵”的直接目的是安排身份，现在可以判定，“赐吏爵”与之类似，其直接目的也是安排身份。首先，“赐吏爵”同样不计勤务、不记功绩，而是“平白”地赐。进而第1条汉宣帝元康元年的“佐史以上二级，民一级”一句，还透露了一个消息：尽管“赐吏爵”和“赐民爵”都使用公士至公乘的8个爵级，但前者高后者一倍，赐两级而不是赐一级。而这样做的目的，应是保证“吏高于民”。打比方说，某乡有很多人都拥有第二级爵上造，其中有一人做了佐史，但这时候其爵位跟同乡分不出尊卑贵贱来。不过，没几年就赶上了皇帝赐爵，那位佐史喜从天降，由此升了两级，爵在第四级不更了；其余没做吏的上造们则只得一级，升至第三级爵簪褭而已。那么，那位佐史再跟老朋友休闲打猎，就可以多分些猎物了；打架时心里也踏实了不少：我打你只罚金二两，你打我要罚金四两！“吏高于民”，由此得到了王朝品位的保障。

我们是这样理解爵级普赐制度的：普赐民爵时，具备晋爵条件的人数量巨大，但这时官吏的特殊身份显不出来，于是进而“赐吏爵”，以提高“吏”的社会身份。而这就意味着，“赐吏爵”是以“赐民爵”为基础的。相应地就还要“赐官爵”，因为低级官吏已通过“赐吏爵”而获得了更高爵级，那么中级官吏也当如法炮制，以令身份不到五大夫者，得以进入五大夫以上层次。换言之，“赐吏爵”、“赐官爵”以“赐民爵”为基础，或说是相辅相成的，其目的相同、效果相同，都是身份管理手段。

总之，皇帝认为，王朝官僚以爵级标志身份这事情，应更为制度化。三公应拥有侯爵，可以通过丞相封列侯、御史大夫封关内侯来实现；中二千石官应拥有卿爵，可以通过赐右庶长或左更之爵来实现；二千石至六百石官应拥有大夫爵，可以通过赐五大夫爵来实现。“赐满”制度就是这样出现的。王朝经常性地“赐官爵”，以使相应段落的官僚拥有相应爵级，进而获得相应的社会身份。

无疑，只有在整个社会依然弥漫着“重爵”风气的时候，“赐满”制度才会出现。在汉初，朝廷向起义将士授爵，并依爵级授予田宅，这时的“爵”可以说是重中之重。景、武之时，“重爵”之风还没太淡薄，既然民众普遍以“爵”标志身份，则官僚也就有了必要，以更高爵级显示他们高人一等，标示出各级官僚在身份结构中所处地位。当然，“赐满”之制在景、武之时出现，并不说明此前爵位就没构成官僚的身份尺度。汉初政治掌握在军功集团手中，他们的身份尺度本来就是军爵。景、武之时，军功集团之外的吏员与日俱增，地位上升，在这时候，就有必要用“赐满”之法，来维系吏员的社会身份了。

由此，汉代二十等爵的功能复杂性，就显示出来了：既是功绩制，又是身份制。它是一种功绩制，体现军事领域中仍依军功授爵上，体现在对行政业绩的非“赐满”性的封侯赐爵做法上；但也是一种身份制，体现在“赐民爵”、“赐吏爵”和以“赐满”为特点的“赐官爵”措施之上。这三种爵级普赐之举，在汉廷看来是一个构建社会身份之举，而不止是褒功之举。其功绩制性质，体现了二十等爵突破周爵的变革方面；其身份制性质，体现了二十等爵承袭周爵的传统方面。周爵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制，留下了一个以“爵”来标志社会身份的深厚传统，那就影响了军功爵制的变迁方向。军功爵来自军职，而军职通过“爵”的形式发生了品位化，本身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中存在着促使其品位化的强大驱力；进而军功爵又由一种军功管理手段变成了一套身份尺度，并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发挥着超越行政意义的社会功能，同样显示了周爵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