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品位结构的研究框架（第4/15页）

“运作考虑”着眼于行政运作和政治运作，可以说是以“事”为本的，即按政务需要来安排行政层级、官署等级和职位等级，其目的可以归纳为三：第一，标示职位的类别与统属，确认其间的指挥与协作关系；第二，标示各职位在行政或政治上的重要程度，把较重要的职位置于较高品级；第三，为人员的录用、酬报、激励和奖惩提供等级尺度。

“身份考虑”则以“人”为本，其目的也可归纳为三：第一，安排地位与身份，用官爵去适应或去调整社会等级秩序。第二，分配权势利益，在这时候，官爵是作为一种“权益”甚至“福利”而被授赐的，封官授爵是一种分配机制。如葛承雍先生的概括：“这套金字塔式的官僚等级权力结构，使得各级官吏享有与其官品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是社会财富的合法瓜分者。”(8)第三，维持政治效忠，比如通过特定衔号等级来维系“拥戴集团”，由此强化“效忠机制”。

就“运作考虑”而言，传统中国王朝与现代文官制还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当然在职位结构上，传统行政组织与现代行政组织的差异也昭然可见。现代法制国家的行政部门只是三权分立下的一个子系统，而传统中国政府却是一个一元化体制，司法、立法与行政不分立；现代政府的复杂程度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化，传统政府则相对简单得多了，而且还存在着一些较原始的、或现代社会所没有的职类，例如皇帝侍从、后宫女官等等。

从“身份考虑”看，现代政府与传统王朝的差异就更大了：中国官阶是一种安排社会身份的手段，是一种分配权势利益的手段，是一种维系政治效忠的手段。那虽然也将体现于职位结构，例如为安排人员的特殊需要而设置职位；但主要发生在人员结构方面，是通过品位安排体现出来的。中国品位体制的繁复精巧，在前现代社会中少有匹敌。

在“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视角中，“国家”往往被视作一个施加政治调节的功能组织；然而换一个角度，中国国家也是一个身份组织、“生活组织”，即一群人赖以谋生牟利的组织，它的内部就是一个“社会”。除行政效率的最大化之外，安排身份的尊卑贵贱，也是国家的重要组织目标。进一步说，国家的外缘是弥散的，还与社会交织纠缠在一起，这从名号向民间颁授一点上，也能看得出来。那个所谓“国家”是一个“大共同体”——古人所谓“天下”——的一部分，是其核心、主干部分；由此看过去，“社会”反而成了国家的外围、枝叶和根基了。因而“国家”的生活结构与身份结构，与外部社会构成了连续体，王朝等级管理范围的普泛化即其体现。

等级管理的“普泛化”，除了体现在管理范围之上，还体现在“品秩构成要素”上。位阶是由“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构成的。“形式”就是品秩的样式，如级名、级差等等；“内容”则是品秩所规定的权责大小、资格深浅、薪俸丰薄之类。那些构成品秩“内容”的事项，我们称为“品秩的要素”。在现代法制国家中，品秩要素一般只包括权责、资格、薪俸三项。但传统中国就不是那样了。还有多种特权，如经济特权、法律特权、选官特权等等，也构成了品秩的“含金量”。甚至各种生活细节，都通过所谓“礼”而被纳入了等级管理，广及于车马、服饰、用具、住宅甚至墓地，几乎无所不包。而且还能看到，中国等级礼制广泛使用数列手段，体现为十二、九、七、五、三、一或八、六、四、二之类“礼数”。中国礼制是高度“数字化”的。从无所不包和繁密精细上说，中国无愧于一个“礼仪之邦”，并使我们不得不把“礼遇”也列于品秩要素之中。关于品秩要素，下一节还要具体阐述。这又一次告诉人们，仅从技术角度或管理角度观察中国官阶，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国家不仅是一个功能组织，还是一个“生活组织”；中国官阶不仅是一种行政制度，还是一种社会制度；中国官阶的特点，除了“管理范围的普泛化”之外，还包括“品秩要素的普泛化”。

总之，基于中国传统等级管理的基本特点，我们把研究对象“官职和官员的分等与分类”，进一步具体化为“品位结构”。“品位结构”的考察包括两点：品位自身的样式与特点，品位高下与职位等级的关系。至于单纯的职位结构，不是我们考察的重点。因为单纯的职位分等与分类，在相当程度上跟一般官制史的研究重合了，不能看成官阶史的特别任务。对王朝的职位结构，这里只考虑其所采取的官阶形式，及其与品位结构的关系。也就是说，本书所将进行的，是一种“品位视角的官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