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品位结构的研究框架（第2/15页）

官员不仅是一个行政工具，也是一个身份主体和利益主体。他的职业动力在于寻求更高地位和更高报酬。为保障其身份与利益，有时候就要在职位的等级与类别之外，另行安排官员的等级与类别，为之制定相应的位阶，以体现其资格、地位与薪俸，保障其升降调动，并以此实施激励奖惩。那种独立于职位结构的官阶，就是“品位”。“品位”是官员的个人级别，是其待遇、资格和地位的等级，而不是职位的等级。现代文官等级制被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职位分类”，一类是“品位分类”。若简单说来，只给职位分等分类，不为官员个人设置级别的等级制，就是“职位分类”。在这时候，官员居于什么职位，就是什么等级，其地位依职而定。若在职位分类之外，另行为官员个人设置级别的，就是“品位分类”。这时官员的实际地位，是由职位等级和个人级别综合决定的；职位等级与个人级别未必一一对应，有较高级别任较低职位的，也有级别较低但职位较高的。“职位”必须被纳入不同的等级和职系，“品位”则是“可有可无”的，有时设置，有时候就不设置。很容易看到，两种分类，就是对职位结构与人员结构二者关系的不同处理。

发达的文官组织总会有一些基本的共性，中国传统文官制度并不例外。有学者这么说：中国传统官阶只管分等，不管分类(2)。其实不是那样的。古代很多官阶安排与“分类”相关。战国以下，官分文武。汉代文官与武官即有清晰区分，而且体现在官阶上了：武官都被列在“比秩”上，使用比二千石、比千石、比六百石等带“比”字的秩级。战国秦汉还有一种“宦皇帝者”，就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职类概念，这个职类也用“比秩”(3)。唐代阶官，有文散阶与武散阶之分。宋朝的医官有专用位阶，与今天所谓“职称”无大区别。到了金朝，天文官、医官、内侍和乐师，都有了专用“职称”了，它们各分25阶。可见中国传统官阶并非只管分等，不管分类。然则“分等”和“分类”二者，都是传统官阶研究的基本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引用过一句俗话：“甚至一只鹦鹉只要学会说‘供给与需求’，就可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4)而官阶研究的关键词，恰好也有这么两个：品位与职位。它们就是我们建构官阶研究框架的出发之点。参考现代文官体制的“职位分类”和“品位分类”概念，我们将使用“职位分等”和“品位分等”二词，指称存在或不存在官员个人级别的两种等级安排。随后的官阶考察，就将围绕职位与人员的分等和分类而展开。单纯的职位结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一般官制研究相重合，不是官阶研究的特殊任务；官阶研究中的职位分等分类，是在其与官员品位的关系之中，被观察、被讨论的。这样，该把什么事项纳入官阶研究的论域，就明确多了；诸多重大问题和线索，将由此而生发出来。

现代文官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根据职位结构来考虑人员结构。即，根据行政需要把职位划分为不同等级和职类，再把适当的人员任命到相应职位上去。不妨说那是一种“填充”的视角：用“人”来填充职位，用中国古语说就是“为官择人”。在那个视角中，人员结构与职位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是同构的。尤其是实行“职位分类”的政府，可以根据职位的等级和类别来实施人员管理，包括等级管理。在这时候，职位管理是“主体建筑”，人员管理属“配套设施”。

倘若中国古代也像现代政府那样，传统官阶研究就简单多了，因为那样一来，“人”的等级与类别就将等同于或近似于“职”的等级与类别，弄清某“官”属于某品、某阶、某职类，就成了。但传统中国的情况大多不是那样的。中国官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人员结构远大于职位结构。“官人”和“官职”不是一回事儿。“官人”的数量，或说拥有朝廷位阶名号者的数量，远远多于行政职位之数；而那些“官人”，都在王朝人事管理的范围之内，需要用各色位阶衔号来标识区分。

随手举几个例子。秦汉官制虽很简练，但仍有“散官”存在着。如郎官、大夫等等，他们多的时候可达数千人。而且他们不算行政吏员，或说散官不算行政职位。汉朝经常向民众赐爵，拥有爵位的男子数量极其庞大，也许上百万、上千万。那些爵号都得由有司来颁授。魏晋南北朝时，没多少甚至根本没有行政事务的府官、属吏、国官、东宫官和东西省散官，大量充斥着。魏晋还有一种叫“王官司徒吏”的官僚候选人，其等级资格主要是中正品，在曹魏西晋其数量约在两万以上，东晋初一度还达到了二十余万人(5)。北魏道武帝时，仅一次向“诸部子孙失业”者赐爵就达二千余人。北魏还曾向民间的老者版授军号和郡县长官衔，那么只要够年龄就能成为“官人”了。北齐、隋和唐初有一种“视品官”，据李锦绣先生研究，其数量在万人以上(6)，而唐初的职事官数不过两千多员。唐宋朝廷想方设法解决官人的“就业”问题，例如设置员外官、添差官等。宋明清时排队候选者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很多人十数年轮不到官做。选人资格的“等”与“类”，与职门职系、与职位所需专业能力也不完全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