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品位结构的研究框架（第6/15页）

“权责”是职位的核心构成。不含权责要素，却配置有薪俸、资格、特权及礼遇要素的官号，就是品位。成熟的品位是序列化的，有整齐的阶次。此外王朝还经常使用品位性官号。这种官号尚未序列化，或序列化程度不高。经常能看到一些官职，它们在形式上仍是职位，同时又有强烈的品位功能，例如维系身份和计算官资的功能。那类官职，我们称之为“品位性官职”。还有一些官号不大单独使用，主要用做加号，往往通过“兼”、“加”等形式授给职事官员。它们在形式上也不是职位，是为“品位性衔号”。二者合称“品位性官号”，其特殊作用，包括提供一个起家之位，一个升迁之阶，增添一分荣耀，使之享有一分俸禄，甚至只是给人一个朝廷名号，使之成为“官人”而已。

我们所说的“品位安排”，既包括“品位序列”，也包括“品位性官号”。二者的区别是相对的，品位序列成序列，品位性官职和衔号则还处于零散不成序列的状态。“品位性官号”概念的建立，将大大拓宽传统官阶的研究范围。因为它们在各王朝被普遍使用，花样繁多，极大丰富了品位管理手段，堪称“中国特色”。

品位序列与品位性官号通常变动不居，其变动会呈现出一些规律性来。我们以“职阶转化律”、“品位趋滥律”和“品位价值变化律”三律，来描述那些较具规律性的现象。首先是“职阶转化律”。中国古代的很多品位序列与衔号，本来是职事官，因统治者将之用如品位，结果其“职事”含量下降，日益“品位化”或“阶官化”了，有时为此还要另设职事官以资弥补。秦汉二十等爵的爵称，很多来自军职，魏人刘劭即以军职来解释二十等爵称的来源。汉朝的将军是军职，而魏晋以下，将军号大批演变为军阶，军中另外形成了都督、军主、幢主、队主的军职体制(10)。唐朝勋官发源于西魏的府兵军职，如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及大都督、帅都督、都督、子都督，因其越授越滥、有官号而无职事，最终演变为勋官序列，府兵系统中另用大将军、将军、鹰扬郎将、鹰扬副郎将、校尉、旅帅、队正等为军职。北宋初的“寄禄官”，使用唐代省部寺监的职事官称，那些职事官的原有职事另以“差遣”委寄。宋初的武阶，来自唐五代的内诸使职的阶官化。清朝的民世爵最初也是爵、职不分的，后来逐渐变成了世爵，然而仍经常称为“世职”。所以职事官的品位化，在中国古代是经常性现象。

其次是“品位趋滥律”。在中国古代，品位趋滥是经常性现象。品位趋滥的原因，在于品位授受的刚性：若官僚们消受某种品位的权益荣望已成习惯，要想取消它们就很困难，只能继续授下去，越授越滥。分配利益时做加法容易，做减法难。历史上的品位趋滥，有时会滥到惊人的地步。就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见，汉初的求盗、亭校长、发弩、狱史之类走卒胥吏，都拥有了大夫、大庶长的爵位。北魏后期，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东魏北齐的尚书令史，皆加将军之号。唐中后期，战士授勋者动盈万计，论官品则与公卿齐班，论地位只在胥吏之下；州郡胥吏军班校伍，往往一命便带银青光禄大夫阶。

品位趋滥到一定程度，王朝就无力向庞大的位阶拥有者支付相应利益了。于是又有了“品位价值变化律”。它表示某一位阶的“含金量”变化。一般来说，在职事官刚刚发生品位化时，其“含金量”最高，因为职事官的全额待遇没变，但拥有者又是在品位意义上占有它的，这意味着他不必承担多少实际权责，却能消受它的全部好处。但那个官职用如品位的情况越来越多，其特殊荣耀就会因拥有者的增多而降低，“百花齐放”而非“一枝独秀”了。而且这时王朝将着手削减其待遇，使之变成虚衔空名，最后在无可再滥时将之废止。然则所谓“品位价值”，涉及了待遇厚薄、权责轻重和头衔多少（官号设置的多少和拥有者多少）等三个变量。一般说来，“品位价值”与待遇厚薄成正比，与实际职事的轻重和头衔数量成反比。汉代三公在西晋变成“八公”，则“公”的品位价值肯定是下降了。当然，品位价值还要结合多种情况具体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