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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得过了头。”他轻声说，那语气就像是在忏悔的人。

因为他做得过了头，上帝把玛丽从他身边带走了。有一天早晨，他们突然松开他的锁链，领着他来到水塘边，可是玛丽并没在那儿等着领受他的“圣餐”。傍晚上教化课的时候，汉森看见玛丽的位置升到了政委旁边，他觉得好像听到她的声音比其他人都响，以一种新的自信吟诵着回答，就像在礼拜仪式上一样。夜色降临后，他在士兵们的篝火旁看见了玛丽的身影——她已经被接纳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和他们一起像同志似的吃着米饭。第二天，他根本就没看见玛丽，第三天也没看见。

“我简直想死。”汉森说。

不过，当天傍晚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绝望地等着士兵们给他锁上脚镣时，那个年轻的政委朝他走过来，穿着一身黑衣的玛丽跟在政委旁边。

“这个人是你的父亲吗？”政委问她。

玛丽的眼神并没有迟疑，但她好像在想该怎么回答。“我的父亲是安卡，”她最后说，“安卡是所有受压迫者的父亲。”

“安卡就是他们的党，”汉森没等我问就解释道，“安卡是红色高棉崇拜的‘组织’。在红色高棉的社会等级中，安卡就是上帝。”

“那你母亲是谁？”政委问玛丽。

“我的母亲是安卡。只有安卡才是我的母亲。”

“这个人是谁？”

“他是个美国特务，”玛丽回答说，“他往我们的村子里扔炸弹。他杀害了我们的劳动者。”

“他为什么要假装成你父亲？”

“他假装成我们的同志，想要欺骗我们。”

“试试这个间谍的脚镣。看看够不够紧。”政委命令说。

玛丽跪在汉森的脚边，那姿势和汉森教她跪下祈祷的姿势一模一样。有一会儿她把手捂在汉森溃烂的脚踝上，就像是基督在给人疗伤。

“你的手指能不能插进脚镣和脚踝之间的缝隙？”

慌乱之中，汉森做出了被锁上脚镣时一贯的反应。他紧紧绷住脚踝上的肌肉，这样再放松下来时就能多点活动的空间。他感觉到玛丽的手指在试脚镣。

“我能插进一个小指。”她说着举起了小指，这时她一直用身体挡着汉森的双脚，不让政委看见。

“插进去时很费劲还是很轻松？”

“很费劲。”她撒了谎。

看着他们走开的时候，汉森注意到了一个令他不安的现象。穿着那套黑衣服的玛丽走起路来竟然也和那帮丛林士兵一样鬼鬼祟祟、摇摇摆摆。尽管如此，自从被俘虏以来，那是汉森第一次戴着脚镣却睡得很安稳。她加入他们是为了欺骗他们，汉森安慰自己说。上帝在保护我们。我们很快就能逃跑了。

正式的审讯官是坐船来的，是个脸蛋光溜溜的学生，态度急切，总是皱着眉头。汉森心里给他起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学生。政委带领的一队欢迎人员在河岸边迎接他，然后陪着他翻过小山去了司令部。汉森知道他就是审讯官，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没转过头看在烈日下奄奄一息的最后一名囚犯。可是他看了玛丽。他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其他人也只好跟着停下。他站在玛丽身前，那张认真的脸离她很近，问了些汉森听不清的问题。他听着玛丽鹦鹉学舌的回答，脸始终离她很近。我的女儿成了兵营里的妓女，汉森绝望地想。但她到底是不是？他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红色高棉的部队会带着妓女，甚至没听说过他们会容忍这种行为。他听说的所有情况都与此相反。“安卡憎恶性。”一位法国人类学家曾告诉他。

那他们就是在用清教徒式的生活准则来吸引她。他们用一种比放荡更为可怕的激情把玛丽和他们捆在了一起。他脸朝下趴在地上，祈祷上天把玛丽因天真幼稚而犯下的罪孽加给自己。

我对汉森被审讯的情况并没有连贯的印象，因为他本人对受审就没什么记忆。我想起了自己在耶日上校手里的经历，相比之下简直是微不足道。不过，汉森能回忆起的情况也和我当时一样模糊不清。他们肯定严刑拷打他了，这毫无疑问。他们还专门为此做了个木头架子。但他们也很注意不让他送命，因为在刑讯的间隙他们会给他吃东西。如果他没记错的话，有时候他们甚至还允许他到河边去，不过也可能只是让他去过一次河边，他在去的途中就昏迷了好几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