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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赫方面也发表了意见，这是自然的。虽然此事跟普拉赫机构并无关联，他们也派出了自己的观察员。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确信，到了下午我们的决定就会风传到波茨坦。普拉赫机构坚持认为，要对维也纳方面提出强烈抗议。普拉赫好像正在为了假护照的事和奥地利警方斗得不可开交，他们怀疑奥地利人把假护照卖给了匈牙利人。他们又说起了某某地方的某某上校，还哀叹奥地利人如何如何口是心非，占去了会议的许多时间。

当然了，那三位杰出人士并没有参与我们的审议，而是坐在等候室里。会上发三明治的时候，给他们那边也送去了一大盘。最后三位杰出人士被请进会议室，与会者中的几个外行突然鼓起掌来，这肯定是他们初次听到登台表演时的掌声。从那时起，舞台下雷鸣般的欢呼还多得很呢。

但表演中最出风头的却是海伦娜的眼泪。教授说了寥寥几句话，他那令人仰止的威严风度充分发挥了预料之中的神奇效果。接下来出场的是拉茨，他解释到自己为什么要带上两套绞索的时候，会议室里的人都感到不寒而栗，接下来大家开始小心翼翼地传看那两套绞索和其他的展示品。可是当海伦娜挽着教授的胳膊走上前时，我觉得自己的喉咙哽住了，而且知道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同样的感受。

“我支持我的丈夫。”这位伟大的女演员只说了这一句话。

可是这一句话，就足以让整个会议室里的人起立致敬。

一直到了夜里很晚的时候，我才找到机会和她单独说话。那时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就连打不垮压不倒的拉茨也累得不行了。军官们和国王们都已离开，托比也走了。我和阿诺德坐在湖边安全屋的起居室里。美国人的一辆厢式车在车道上等着，车窗上贴了遮光膜，里面坐着两个穿便装的海军陆战队员，不过我们的几位明星已经学会了让公众等上一会儿的技巧。大家一整天都在忙着准备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签署帕尔弗里的免除义务文件，原来那文件他早已经放在包里随身带过来了。

她犹犹豫豫地走进屋里，好像以为我要打她，但我的怒气已经耗光了。

“我们能拿到护照了，”她说着坐了下来，“那是个新世界。”

阿诺德老练地溜出房间，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

“拉茨是什么人？”我问。

“他是特奥多尔的一个朋友。”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演员。蹩脚的演员。唉，蹩脚得很。是从德布勒森来的。”

“他为秘密警察工作过吗？”

她做了个鄙夷的手势。“他有点关系。特奥多尔需要和当局接触的时候，拉茨会帮他从中联络。”

“你的意思是，在特奥多尔要告发自己学生的时候？”

“是的。”

“你们在慕尼黑的时候，特奥多尔的情报是由拉茨提供的吗？”

“一开始只有一点点。可后来其他来源的情报根本没有，拉茨提供的就多了。再往后还要多。拉茨替特奥多尔准备好材料，特奥多尔把它们卖给英国人和美国人。要不是这样，我们根本弄不到钱。”

“拉茨干这些事的时候，有没有找秘密警察帮忙？”

“是私下里干的。匈牙利的形势正在变化。跟当局搅和在一起不太明智。”

我打开房门，看着她昂首走了出去。

几个星期之后我回到伦敦，把海伦娜说的故事当面告诉了托比。他听了既不觉得惊讶，也不感到后悔。

“女人哪，内德，其实就是一帮罪犯。我们最好是把汤喝掉，别在里面搅和。”

又过了几个星期，“特奥多尔-拉茨”演出越来越受欢迎。托比也是一样。这件事他到底参与了多少？当时他都知道些什么？全部都知道吗？这出戏会不会是他一手策划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利用受到威胁的情报员，然后把他们甩掉？私底下我常常疑心这出戏至少有三个人参与设计，海伦娜只是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旁观者。

“知道吗，好内德？”托比说话时伸出一只胳膊亲热地搂了搂我的肩膀，“要是你没本事同时骑两匹马，最好就别在马戏团里混。”

你还记得那本书里化名“韦瑟比上校”的人物吗？精通欧洲七国语言的伪装大师，东欧抵抗战士们的领袖，堪与红花侠119媲美。那个人“在‘铁幕’中来回穿梭，仿佛那只不过是一张脆弱不堪的蜘蛛网”。那个人就是我。内德。感谢上帝，那一部分不是我写的，它的作者是美国堂兄从巴尔的摩招来的一个唯利是图的体育记者。我写的内容只是刻画那位伟大人物的一段介绍文字，题为“我所认识的真实的特奥多尔教授”，是托比和圆场五楼逼着我写的。我原先给那本书起的名字是《间谍秘笈》，但五楼说这个名字可能会引起误解。他们没用我的书名，倒是把我给提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