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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的那个家伙又是怎么回事呢，内德？”巴纳比还是决定要好好跟我谈，“那个给他钱和武器的家伙？嗯？嗯？”

“他们从来就没见过面。我们给拉茨看了一张照片，他高兴得很。‘就是这个人。’他说。没错，他肯定是在别的地方见过那人的照片。去问海伦娜，她知道。现在她还不愿意开口，但我们如果施加点压力，我觉得她肯定会说出来的。”

托比暂时又活了过来。“施加压力，内德？对海伦娜施压？施压这个法子，只有在你知道能比别人挤压得更厉害的时候才能用。那个女人非常爱她的丈夫。她会拼了命地去保护他。”

“教授跟美国人起了冲突，”我说道，“他们把为他铺的红地毯卷起来了。他走投无路了。这次暗杀要不是教授自己设计的，就是拉茨设计的。整个计划就是为了让他减少损失，赢得新的生活。”

他们等着我继续往下说，所有的人都在等，仿佛是在等我说出结尾的警句。最后托比开口了。他又恢复了竞技状态。

“好内德，你有多久没睡觉了？”他问我时脸上带着宽容的微笑，“跟我们说说吧。”

“这有什么关系？”

托比装腔作势地研究起他的手表来。“我估计你到现在已经三十个钟头没睡觉了，内德。这段时间你做出了许多重大的决定——都很正确，我得承认。就算你有点儿意见，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因此责备你。”

好像我刚才根本就没说话一样。所有的脑袋都转向了托比。

“好吧，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瞧瞧这帮演员，”我起身向门口走去，巴纳比说道，“托比，能不能喊他们下来？看看他们在聚光灯下的表现如何。”

“我觉得立刻去处理这件事才有新闻价值，”帕尔弗里这么说的时候我正往花园走，要去清醒清醒，“趁热打铁嘛。同意吗？”

“完全同意，哈里。百分之百地同意。”

第一次试镜时我拒绝参加。我在厨房里生闷气，由着阿诺德伺候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讲他母亲如何抛下一同生活了二十年的丈夫，跟青梅竹马的情人姘居去了。我先看着托比蹦蹦跳跳地跑上楼去请他的那两位杰出人士，然后又阴沉着脸盯着几分钟之后一同走下楼梯的三个人。拉茨的黑头发抹得光溜溜的，中间分了条缝；教授肩膀上披着外套，像预言家似的沉思默想地往前探着脑袋，一头白发潇洒地飘逸着。

接着海伦娜走进厨房，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于是阿诺德拥抱了她一下，又给她拿了条毛毯，因为春天的早晨还有点清冷，她浑身直发抖。然后阿诺德给她泡了一杯甘菊茶，搂着她坐下来，直到托比匆匆忙忙地走进厨房，说我们两个小时以后都得去美国总领事馆。

“拉塞尔·谢里登正从伦敦往这儿飞，皮特·德梅从波恩赶过来。他们对这事很热心，内德。非常非常热心。华盛顿方面把帽子都扔上天啦，绝对没错。”我不记得皮特·德梅的级别是比谢里登高还是比他低，不过也算够高的了。“内德，特奥多尔简直太棒了。”托比私下里对我说。

“真的？怎么个棒法？”

“知道他们跟他说什么了吗？‘教授，你要做的事有极大的风险。你觉得自己能应付得了吗？’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吗？‘大使先生，我们只有承担风险，才能保护文明社会啊。’他很淡然，很庄重。拉茨也是一样。内德，这件事结束之后你可得去补个觉，好不好？我给梅布尔打过电话啦。”

我们坐的是两辆车，托比和几个匈牙利人坐在一起，我跟帕尔弗里还有外交部的人同车。帕尔弗里替我打开车门，碰碰我的胳膊，给了我一点儿极其尖锐的建议：“内德，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咱们都得通力合作。疲倦是一回事，说什么骗局之类的就是另一回事了。怎么样？同意吗？”

在场的肯定有二十来个人。总领事主持会议。他是个面色苍白的美国中西部人，跟帕尔弗里一样以前也干过律师，老是焦虑不安地说着“反响”啊“后果”的。

米尔顿·瓦格纳坐在拉塞尔·谢里登和皮特·德梅中间。我很清楚，不管谢里登和瓦格纳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都已接到命令，不得流露出任何怀疑态度。可能他们俩也已经意识到，把毫无用处的间谍扔到美国信息咨询服务部去，这个法子其实并不算太糟糕。信息咨询服务部派来的四位代表将信将疑，他们叫什么名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