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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是在我找乔治·史迈利倾吐自己的愤怒之后的事了。当时他刚刚辞去代理首长的职务,那差不多是他最后一次准备离开圆场,归隐学术界。任期中段时我有个休假,回到了伦敦。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好不容易在贝瓦特街找到了史迈利,他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去过周末。他听我讲着,轻轻笑了一声,接着又咯咯地笑起来。他慈祥地低声嘟哝了一句“哎呀,托比这家伙”。

“不过他们确实在搞暗杀,对不对,内德?”他费劲地叠着一套花呢西服反驳道,“我是说那些匈牙利人。即使按照东欧的标准,他们也是一帮最残忍的暴徒,对不对?”

没错,这我同意,匈牙利人确实常杀人,还刑讯逼供,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是这并不能改变拉茨是个冒牌货、特奥多尔则和他沆瀣一气的事实,至于托比——

史迈利打断了我的话。“好了,内德,我觉得你有点儿大惊小怪了。每个教会里都需要有圣人。反共产主义的教会也不例外。要是你去深究,圣人总的说来也就是一帮假模假式的家伙。但谁都不会说圣人坐上那个位置之后一点用处都没有。你看我这件衬衣怎么样,要不要再熨一遍?”

我们坐在他的起居室里小口啜饮着苏格兰威士忌,听着贝瓦特街上派对常客们的喧嚣声。

“内德啊,斯黛芬妮的幽灵可曾在慕尼黑的人行道上出没?”我正在疑心史迈利是不是打盹睡着了,却听见他轻声问道。

史迈利看待问题时总能把自己放到别人的位置上,对于他的这种本领很久以前我就不再感到惊异了。

“偶尔吧。”我回答说。

“但你没见到她本人?多遗憾啊。”

“我给她的一个姨妈打了次电话,”我说,“我跟梅布尔因为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吵了一架,跑到旅馆去住了。当时天已经很晚,我可能是有点醉了,”我情不自禁地想这个情况史迈利或许早就知道,后来觉得自己是在胡思乱想,“也可能是我自以为接电话的是她的姨妈。说不定是个女佣。不对,应该是个姨妈。”

“她怎么说的?”

“斯黛芬妮小姐这会儿不在家。”

史迈利沉默了很久,但这一次我可没误以为他是睡着了。

“声音听着年轻吗?”他若有所思地问道。

“还挺年轻的。”

“那说不定接电话的就是斯黛芬妮本人。”

“也许吧。”

我们又听到了街上吵闹的声音。有个女孩在笑。一个男人在发脾气。有人按了一声喇叭,把车开走了。各种声音渐渐平息下去。我过了河往回走,巴特西区那边有我的一套小公寓。斯黛芬妮就像是我的安恩,走在路上时我心想。但区别在于,我始终没有勇气让她来粉碎我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