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第16/25页）

8月18日，星期五

我们在湖里裸泳。大家在这里的生活看似悠闲惬意，其实内心的焦虑仿佛套在头上的铁箍，愈箍愈紧，我的病假想必对我的健康有益，但再过三天就将结束。怪的是，我竟感觉轻松无比，因为这里的平静生活反而令我无法忍受。有时候跟父母相处也很困难，因为他们完全不能体谅我，或许因为他们一无所知，又心生怀疑吧，所以总是替我担忧，逼我多说。但我没告诉他们什么，因此更令他们生气；恶性循环！

柏林　8月22日，星期二

一早抵达柏林，直接赶去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她正在吃早餐。我问她最新情况，她惊讶地瞪着我说：“难道你不知道？亚当、海夫腾、海尔多夫、弗里茨·舒伦堡和其他很多人都被判死刑，上个星期五已经吊死了！”我立刻打电话给罗玛莉·舍恩贝格，她却什么都不肯讲，只说马上赶过来。玛莉亚说罗玛莉现在集中心力，想查出老舒伦堡伯爵的下落，因为他昨晚失踪了。

罗玛莉来了以后，我们坐在楼梯上呆瞪着眼前的一片废墟。最近发生的事令她感觉瘫痪了似的。她并不相信亚当已经被吊死了，谣传他是刑期唯一往后延的人。

8月11日，外交部接获通知，特罗特将在下一次“人民法庭”举行的审判中（8月15日星期二或16日星期三）被判死刑。后来博尔曼接到命令，表示，“特罗特显然还隐藏了许多事实，‘人民法庭’因此决定延后执行死刑，让有关单位继续进行审讯。”

托尼·绍尔马去旁听审判，大吃一惊，因为只准经过挑选的观众入席。罗玛莉坐在他车里等在法庭外面。他出来后放声痛哭；所有的被告都坦承他们想杀希特勒，海夫腾说如果再给他机会，他还会尝试。他认为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是个诅咒，亦是罪恶的渊薮，将他的祖国逼上绝路；他们都将为德国的灭亡负责。法官弗赖斯勒问他，明不明白他所说的那番话是叛国重罪，海夫腾说他知道自己将被吊死，但他并不会因此改变想法。

虽然汉斯—贝恩德·冯·海夫腾曾经为道德理由反对刺杀希特勒，不过他和特罗特不同，自从兵变失败后，他从未怀疑过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他先驾车赴乡间与家人道别，然后便返回柏林，成为遭到逮捕的第一批人之一。

亚当说希特勒靠舞弊得到大权，很多人被迫宣誓对他效忠。他说他的确希望能够结束战争，并承认曾在国外与敌方代表会谈。海尔多夫表示，自从“斯大林格勒之役”后，他便希望希特勒下台，因为他替德国带来太大的危险。托尼说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苍白，他不能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受到酷刑；我却相信这是一定的，因为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亚当曾经告诉我，他打算否认一切，好等待出狱，重新再试。否则就是罪证确凿，他们都决定放弃了。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去办公室，上楼进法官里克特和亚历克斯·韦特的房间，没有别人在。我们悄声交谈。亚历克斯说他确信亚当还活着，因为他们和一位在行刑现场的警察有联络。其他的人都死了。海尔多夫是最后一个受刑的人，因为他们要让他看着其他人死。据说他们并非被吊死，而是用屠夫用的挂肉勾吊着钢琴琴弦慢慢将犯人勒死的，而且为了延长他们的痛苦，还注射了强心剂。谣传行刑过程全被拍成影片，希特勒没事就拿出来在司令部里放映，独自暗笑。

行刑场在距离莱特街监狱不远的普罗增西监狱，因为德国没有绞首台（一般处决方法为砍头），狱方于是将普通的挂肉勾吊钉在行刑室（为监狱内一栋独立建筑）天花板上的铁栏杆上。绞刑过程被拍成影片，并有聚光灯照亮场景，出席者计有帝国检察长、两位典狱长、两名摄影师，以及死刑执行者及他的两位助手。桌子上会摆一瓶白兰地——给观众喝的。死刑犯一位接一位轮流被带进来，行刑者将钢圈套上他们的脖子（希特勒指示用钢琴琴弦代替绳索，好慢慢将死囚勒死，而非拧断他们的脖子）；然后在死囚痛苦挣扎期间（有时长达20分钟），摄影机辘辘运转，以具有恐怖幽默感闻名的行刑者，则在一旁说下流猥亵的玩笑。影片随后以急件送往希特勒的司令部，博元首一笑。该建筑现已成为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