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老天隔不了一层窗户纸（第7/21页）

在阎锡山承诺，至多耽搁一天即行动身之后，冯玉祥才离开北平。第二天，他得知，阎锡山也从北平出发了。

冯玉祥对此仍不放心，他沿途不断用电话联络，听说对方的专车向南开来，方肯继续前进。

冯玉祥坚决要拉着阎锡山南下，自然是因为后者在善后会议上表现暧昧。这就好像赌桌上的三个赌徒，在前面的牌局中，两个输了，一个赢了，赢了的那位就想赶紧拔脚走人，输的注定不会乐意，人家还想在下面的牌局中把输掉的钱再捞回来呢。

更何况，南下是要合起伙来向老蒋争取利益，这种情况下，多个人就多张同老蒋交锋的嘴啊！

令冯玉祥想不到的是，阎锡山的鬼点子更多。专车往南开不假，但在开过石家庄进入河南境内时，突然又折返石家庄，随后回到了阎的山西老巢。

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阎锡山的解释是：因父亲患急病，故中途折回，俟父亲病好即去南京。

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反对的理由，也是阎锡山再次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告诉幕僚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到南京开编遣会议，我若顺着冯、李说话，必取怨于蒋，会开不成不算，我还得罪了蒋。若顺着蒋说，又必取怨于冯、李，反正是两面不讨好。与其这样，不如等他们闹成分裂之局时我再去，那时双方都需要我，我就好了。”

冯玉祥身上常被人贴上标签，谓之“伪善终日，欺世盗名”，蒋介石虽然没那么矫揉造作，但也一向以忠孝仁爱作为标榜。大家都争着当“为人至孝”的大孝子，当然也不能阻止别人尽孝。

一直以来，阎锡山的优势都是心计，他跟冯玩的是心计，跟蒋玩的也是心计。他颇有几分自得地说：“袁世凯是最厉害不过的，我都应付过去了，蒋介石不如袁世凯多了。”

这个时候，蒋介石可以说既希望阎锡山来南京，又怕阎锡山来南京。正如阎锡山所预计的，如果他与冯、李联合起来跟蒋斗，蒋是非常头疼的。

现在阎锡山虽然迟迟其行，但即便李、冯联手，其能量也不在小。蒋介石担心：南京会议会不会像善后会议那样无果而终呢？

柳暗花明

从北伐结束的那一天起，让蒋介石感到寝食难安的，就不再是“北洋军阀”，而恰恰是身边这些曾经的“革命同志”。冯、阎、桂这三路诸侯均有十余年的发展历史，无论在地盘和兵力上，都处于前所未有的鼎盛期，也均具备对抗中央的实力。相比之下，蒋介石所谓的中央却控制不了多大的实际区域，数来数去，不过苏、浙、闽、赣、皖五省和宁沪两市，政令不出东南。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古往今来，这种腿比腰粗，趾与腿齐，外强内弱的状况都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忧患，蒋介石又怎能等闲视之，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没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打又打不过，说又说不得。

就在蒋介石苦思良策而不能得的时候，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面呈一计，顿时让他有眼前一亮、柳暗花明的感觉。

熊式辉说的是：削藩。

“削藩”一词源于西汉文景时期。当时的情况也是枝强干弱，诸侯王纷纷坐大，御史大夫晁错遂向汉景帝上书，“患诸侯疆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这就是著名的“削藩策”。

一语唤醒梦中人，蒋介石认为“削藩策”正合自己的心意。再一问，原来此计并非出自于熊式辉本人，而是由一个叫杨永泰的人所提出。

听到杨永泰的名字，蒋介石的内心大受触动，因为这是义兄黄郛曾在他面前提及过的一个人。

过去黄郛给蒋介石出谋划策，在“任方面”之外，还建议要“储才”。所谓“储才”，也就是广招人才。黄郛说，旧时政治家都极重幕僚，但到了民国，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诸党派，几乎全都是紧筑樊篱，“人才更分彼此而显得空虚”。

针对人才不足的状况，黄郛感到既忧虑又着急。他认为，新式政治家面对的挑战和变化比旧时还要严峻广泛，只有引入各种智囊，才能弥补政治家在精力、经验和知识等方面所可能出现的欠缺。

关于“储才”，黄郛最初只是贡献原则，并没有保举特别的人选。后来他随蒋介石一道复出，出任外交部长，才向蒋介石推荐了钱昌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