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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娃子呢，被哪路鬼神请去的狗娃子呢，该回家来啰！

狗娃子呢，被哪路鬼神请去的狗娃子呢，该回家来啰！

狗娃子呢，被哪路鬼神请去的狗娃子呢，终于回家来啰！

母亲的声音隔着时光，仿佛从悠远的冥界传来。两只喜鹊站起来，欢叫着在我们头顶盘旋，最后，向山顶飞去，消失在越来越浓的暮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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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战斗后不久，连长命令我们抄山间小道撤出了中横山。我心想军长还等着报仇呢，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撤走？军长一脸垂头丧气的样子，看来心中也是窝了一肚子火。大家小心翼翼地跟着走，没有人敢多问，我们连撤到一个山沟里，那里有一些零星的房屋。老乡能跑的早就跑了，带路的老乡说，这条山沟日本人撤了又来，国军也是来了又撤，记不清究竟有多少个回合了。

有一天连长叫我们集合，队伍前面站着不认识的两名长官。解散时连长叫杨和顺和我留下。我们站在空空的操场上，看着太阳下自己被压缩得很短的影子，心里忐忑不安。连长叫我们收拾东西跟着来人走，说是有特殊任务。杨六娃说，长官我可以带着扁担吗？连长告诉来人，这就是我们的“扁担英雄”，他那家伙打鬼子呀，比大刀还厉害！长官笑了，说：到了那边，这条赫赫有名的扁担呀，恐怕用不上了！杨六娃说，长官，用不上我再扔也不迟呀，万一还管用呢！长官说，那就带上吧！杨六娃连声道谢。我们跟着那两个人走。在另一处军营，有人把我们里里外外全检查了一遍，甚至叫我们脱光衣服，又莫名其妙地叫我们穿上。最后这个队伍集结了很多人，军车把我们运到一个小机场，有人命令我们上飞机。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颠簸使我心惊胆战，双手紧紧抓住座椅，仿佛那是空中唯一可靠的东西！我偷看了一眼窗外，我们像云层里一只笨拙的麻雀，要是摔下去可就连麻雀都不如了。杨和顺悄声问我，我们要去哪里？我仍然看着窗外。杨六娃又问，要是碰见了敌机呢，我们这飞机可要遭殃了。我心里烦得要命，又遇上他的哆嗦，便回敬他，你有扁担啊，碰上敌机你挥舞你的神棍吧！杨六娃眨了两下眼睛没再说话，我则闭上眼睛，既不看窗外，也不想敌机，把心一横，听天由命吧！装作闭目养神。

飞机在一阵剧烈的颠簸后开始下降。有人说，这是重庆。我根本不知道重庆是什么样子，便好奇地往下看，只看到了很宽的河面，又看到了一些毫无规则的房子，有几处还在冒烟，像是敌机炸毁后留下的废墟。

到重庆后，我们被分到炮兵营。我和杨和顺在一个大炮上，我是瞄准手，他是装弹手。我们整天训练，累得不行。让人高兴的是，我们穿上了川军想不到的崭新军服，全副美式装备让我和杨和顺开了洋荤。我和杨六娃还到重庆街头闲逛，第一次看见穿旗袍的阔太太们身上那个珠光宝气呀，让我们的眼睛很不适应。在我心目中，春花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美女。再看看人家这些太太们那气度，春花就黯然失色了。在没有敌机轰炸的时候，重庆街头还是一派忙碌景象，卖报纸的，擦皮鞋的，卖小吃的，乞讨的，开着轿车或坐着黄包车的人来来往往。晚上重庆的饭馆、舞厅生意火爆，海吃山喝的脸与我们在前方战壕的情景叠映，我想起逃回家乡遇见人吃人的惨景，想起连长的头骨，眼泪就止不住地流。杨六娃说，妈的，老子们在前方抗日，他们在后方享乐。我捏着兜里的军饷，拉着杨六娃进了一家川菜馆，我们要了一盘回锅肉，一份麻辣豆腐，一盘花生米和一盘卤猪头，一瓶白酒，喝得脖子都红了，我说，人比人气死人，有什么办法呢！杨六娃说，吃呀，梁哥，谁知道我们又要开到哪里去呢？我说，肯定是恶仗，不然，为什么要给我们发这么好的武器！杨六娃感叹，今天吃饱吧，还不知哪天饿狗就来吃我们的尸体呢！

我们摇摇晃晃地回到兵营，一觉睡到半夜。半梦半醒中揉揉眼，想起床小便，这时听到了紧急集合令，慌忙起床打好背包，最终把那股尿憋到了飞机上，在飞机上又不敢站起来上厕所，只好在黑暗中摸索到喝水的瓷杯，撒到一半时杯子溢出来，弄了我一身，本想把那一半尿再憋回去，但我难受得不行，索性撒了个痛快。黑暗中就听见周围是滋滋的响声，尿臊味在飞机上弥漫，有人还一边撒一边轻松地吁气。杨六娃说，梁哥，我把裤子弄湿了。我听见旁边的人说，哎，裤子湿了有什么，只要命根子还在。要不放水呀，连那玩意也要给胀爆了！引起一阵哄笑。我们的飞机就像茫茫夜空的一点孤魂，直向西南方向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