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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台湾学习认字后，一有空就看点关于战争的书。我看见一本书上写着：卫生豪司令部署作战后，便于当夜离开了关阙，他早已料到关阙难保，在训话后给了守城军长李洪武一份秘密手令，要他在情况紧急时按手令行事，那份手令上写着：相机撤退！

看着这段文字，身上再次出了冷汗，要不是我当时后退一步便掉下了城墙，我可能也倒在那些乱七八糟的尸体上了。我当时正跟敌人拼得上劲呢，不是与城共存亡么，怎么就撤退了！

从那之后，我就没见过李发生，心想他可能死了。后来梁玉他爸托人到止戈铺镇旁边的安兴镇去打听，人家说安兴镇早改名红光镇了。那里的人说有一个李发生，是一个卖饲料的暴发户，有了钱娶了一房女人又在外面养了一房女人，大房把二房杀了，自己也喝农药死了，当地人正谈得欢呢。你问的是不是这个李发生？托的人说，是七十年前的那个。人家就说，你有病啊，问一个死鬼！

我后来就难得去打听那些人了，没死在战场上，也老死了，像我这样活着的，不知是前世积了多少善德，还是梁家祖宗保佑，那个长着一张大白脸，挺着大腹的卫司令晚年在台湾一门心思打高尔夫球，说老来最大的成绩是减掉了四十公斤肉，老死的时候瘦得像一截枯藤。他是趁我们吃不饱的时候拼命吃，我们都吃饱了，他又把自己饿死了。他总是长了一根与大多数人相反的筋，我们拼死决战，他却溜之大吉，还堂而皇之地下命令：相机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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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出躲避的地方，感到又饿又累，全身晃晃悠悠的没有力气。一些人在民房里找吃的，我也跟着去找，找了半天只在马槽里找到一些剩下的黑豆。马已经不知去向，黑豆上黏糊糊的还有一股马粪的味道。我抓起一把在水里洗了一下，放进嘴里嚼着，不敢下咽，一口吐了很远，又四处打量，确信无法再找到其他吃的，我便强迫自己吞下去，双眼一闭，喉头一收缩，豆渣便滑下去了。为了应付可能碰不到其他吃的，我再次跑到马槽里，把黑豆收捡得一干二净，放进衣服口袋里。这才跟着溃退下来的人流走。我问那些跟我穿着同样军服的人，要去哪里，他们也是一脸茫然。走了几天之后，我们这些散兵被收留了，被编入操着各色口音的新队伍，在一个叫花铺的小镇驻扎下来。

春天慢慢地来了，原野上照旧开着一些野花，我心想花铺这名字真是很适合这里。因为没有山，这里比我的家乡梁家村的坝子大多了。梁家村的春天开满了各种野花，从平坝一直延伸到山顶。淡淡的雾散落在山间，如真似幻。我爹喜欢坐在我家石墙的门槛上，看着层层叠叠一直铺上山巅的油菜花，笑眯眯地抽上一袋水烟。这是一年之中最愉快的季节。而我喜欢蔷薇花开的日子，因为我就是蔷薇花开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的。那时油菜已经结荚，漫山遍野都是绿油油的，只有我家的院墙内外铺满了花瓣，微风一吹，枝头的花瓣纷纷扬扬飘落在地，让人想起古戏里天女散花的场景。

花铺没有油菜，也没有蔷薇。只有稀稀落落的苹果树上颤巍巍地开出一些细碎的小花，以及地上很贱的野花，昭示着微弱的春天气息。老乡们仍然在地里忙碌，但另一个神经集中在战事上。有时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惊惶不安地谈论着日本人快要打进来的消息，暗地里收拾家里的金银细软，时刻准备逃亡。

我们的连长听说话的口音与川话接近，但很多话又不完全不同。他带着我们筑土壕，又在土壕下面挖深沟。他说，这样就能堵住日军的坦克。我们也就信以为真。再说，对连长的话，我们也不敢反对。

春天，我们不再担心寒冷，但不能不忍受饥饿。我们每天只能吃两次稀饭，那稀饭都能照得起人影，还夹杂着老鼠屎，饭上面漂浮着一层肉虫子，玉米渣呀，小麦渣呀也都掺和在里面，一看就是陈年的烂米。实在难以下咽，我就把眼一闭，狼吞虎咽。长官说，眼下物价飞涨，又是春荒时期，能这样维持下去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一个一个饿得皮包骨头，还要修筑工事，夜里只好去找充饥的东西。我们把正在灌浆的小麦拔出来喝浆水，把老乡的鸡按住杀了吃，把刚播下的种子翻出来洗过吃掉。老乡们对我们敢怒不敢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