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大时代来临前的大国较量 《环球时报》记者对乔良将军的访谈（第4/7页）

当今世界上，美国实施的是全方位外交，东盟国家等很多其他国家是区域性外交，它们都与中国所要寻求的要国外交不同。因此，中国发展要国外交毫无参照，只能依靠自身摸索并拉出清单。

《环球时报》：我们感觉中国的领导层已经开始具备一种全球战略眼光，比如“一带一路”至少在规划上带有连接亚欧的构想，总的来说，是我们的眼光已向全球投射出去了。但光有领导层的眼光不够，学界以及社会整体层面如果还是无法走出您所说的只知道低头拉车不知道抬头看路，那么国家战略可能也无法获得足够共识。同西方大国相比，对于国家全球战略投射的支撑，中国各领域是否还有很大差距？

乔良：过去近40年来，中国运气一直不错，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几代人在不断的摸索中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偏差。但无论成就还是教训，都成了这一代人进一步推动中国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向前走。

在我看来，“一带一路”是中国在经过过去30多年迅猛发展后，第一次提出的比较清晰的大战略设计。这一战略设计体现出决策层已经头脑清晰，但问题是政府部门和学界对此仍然误解甚多。决策层的任务是做出决策，接下来的具体落实和目标完成需要“工具”，即政府部门等执行层面的“工程化”过程。但作为工具，我们的政府部门对于执行“一带一路”这样的战略设计似乎还有些准备不足，这恐怕与中国经济一直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未完成时有关，因此处在一种统制经济“硬件”与市场经济“软件”的混搭和尴尬状态。这种模式虽然仍有效率，但在整个经济发展中代价高昂：一是因为这种状态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红利。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中国收获的廉价劳动力红利相对较少，美国等西方国家却从中所获甚丰；二是因为腐败过去曾以一种扭曲的方式产生效率，推动中国经济，但它同时也使利益集团得以形成，严重侵蚀中国自身肌体，这个代价同样高昂。新一代领导人上任后意识到，再不反腐中国就无法继续前进，于是开展强力反腐。那么在不腐败的情况下，效率从何而来？这就需要重新整合官员干部队伍，要么“换脑”，即更新官员思维，要么换人，即直接换上一批更能干的人，否则整个机器就无法向前滚动了。

但这其实很难，因为我们根本还没有更换新思维的条件。过去统制经济的模式逐渐走不通了，市场经济理论又不完全适合中国，存在水土不服问题。现有发达经济理论都由西方国家提出，而这些理论从未面对过中国这么多的央企、国企。换句话说，从来就不是为指导中国式的央企、国企而准备的。因此，尽管西方经济理论众多，但没有一种能指导这么多央企、国企进行市场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经济理论，以便在带着统制经济印记的硬件上指导央企、国企按照新的形式运转。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中国式经济学。只有把这个拿出来，才能让我们的官员干部去“换脑”。如果没有中国式经济理论，那么让大家的头脑“腾笼换鸟”，就只能沦为空喊，这是中国今天面临的真正问题。

有了中国式经济学理论，我们才能予以实施进而使自己变得强大，才能做到习近平主席所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身板不够硬，即便制定一堆战略也实现不了。比如，我要跑马拉松、要拿世界足球冠军，说起来目标都是好目标、战略都是好战略，但你身板不行，这些目标和战略就不适合你。

实现大国战略、全球战略终究还是要靠实力。美国为什么能制定和实施它的全球战略？因为它的能力与这些战略匹配。中国过去为什么无法制定全球战略？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能力与战略目标还不匹配，制定了也是放空炮。那么现在“一带一路”为什么有可能实现呢？因为这个构想和我们的能力相一致了。首先，中国有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其次有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亚投行可以成为非常好的媒介。“一带一路”沿线多是穷国，另一端的欧洲才是富国。那么这些沿线国家除了从中国借钱，还需要借经验。中国的经验是什么？“要想富先修路”，中国所有地方富起来都是先修路。那么，沿线国家借中国的钱首先应该修路，先让基础设施发达起来，而不是先去填饱你的肚子。虽然我们对于贷款国不提政治条件，但会有些经济条件，比如，要买我的钢铁、水泥、高铁。如此一来，中国的制造业和资本就都走出去了，沿线国家也发展起来。“一带一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因此才有可能成功。相比之下，所谓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或走向太平洋，其实那是远期目标，眼下没有可能走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