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伤在该死的胸口（第8/11页）

那件事令我惊讶，也令我羞愧。走出洗手间后，埃德和我对刚发生的事都只字不提。

回到住处，我点开国防部网站，浏览最新的伤亡名单——他们在我眼中抽象而空洞。于是我用谷歌搜索“陆战队9团1营”——沃克勒所在的营，然后阅读搜索到的文章，观看相关的Youtube视频。

有了互联网，你可以整天什么也不干，只是观看战争视频。枪战录像、炮击、炸弹袭击，应有尽有。有陆战队员解释沙漠里的酷热、沙漠里的严寒、向人开枪是什么感觉、杀死平民是什么感觉、中弹是什么感觉。

我坐在公寓里，听那些音频片段。关于自己心中的感觉，我找不到答案。面前只有需要准备的考试、待读的书、未写的论文。合同、流程、侵权、律师。多得让人发狂的工作在我脑海深处浮现。我把它们拽到眼前。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不再去想在阿富汗的陆战队员。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繁忙的日子里，时间失去了意义。

我在纽约大学交个朋友很不容易，第一学年我也没和谁约会过。最初我瞧不起那些同学，但当你独处足够长时间以后，你还是感到怅然若失。最终那个女孩找到了我。她对待法学院的态度也如同一个亢奋的酒鬼开车——她很早就察觉出我们俩的这一共同点。

一天她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一些你不会随便和人讲起的事，那种你只会告诉死党或心理医生的事。“我想我可以信任你，”她讲完自己受尽虐待的童年后对我说，“因为，你知道，你也得了创伤后压力症。”我没得创伤后压力症，但我猜她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在公众眼中这种病已成了退伍老兵诡异的代名词。不管怎样，我没有反驳她。

“你看，”她说，“我高个，金发。我能做女孩那些事。但最终我总得告诉别人。他们会想，这姑娘精神出问题了。”

我点点头。那正是我当时的想法。

“我不想拿我的痛苦和你比，”她的话令我惊讶，“我的只是，没什么好说的，我肯定你的经历……”

“我没什么经历。”我说。

“好吧，我不是说我的经历和你的一样糟。”

其实她的经历比我的糟糕无数倍，但这话很难说出口。

一星期后我们上了床。当时我们俩都喝醉了，孤男寡女，再加上我告诉了她沃克勒的事——一方面我需要倾诉，另一方面也算对她袒露心声的回报。

在一起的前几个月里我们频繁做爱，我也经常跑步。快跑让人感觉舒畅，所有压抑已久的情绪都随着手臂的摆动、胸口的炽热以及逐渐沉重的脚步得到释放。在这种状态下你可以思考。你可以带着愤怒思考，也可以是悲伤，或是其他任何情绪，但它们不会将你撕碎。因为你正在做一件事，这件事剧烈到可以回应你心中的波澜。情绪需要某种物理性的出口。如果你幸运的话，物理性的部分能够完全占据上风。过去我参加无限制格斗时就是如此。你将自己累得筋疲力尽，只剩下疼痛和快感。当你处于那种状态，你无暇顾及其他任何事，所有细微的感觉都抛诸脑后。

在伊拉克那段时间，当我看到伤员被送进来，我会和莫茨中校一起去探望他们。莫茨这个不称职的混蛋，他对于“反叛乱”的粗暴理解致使多人受伤。很多伤员不关心自己，也不询问自己的伤势有多严重。他们会首先问及他们的弟兄，那些和他们出生入死的陆战队员，甚至是那些伤势较轻的。非常令人感动。不过当我看到那些士兵时，他们已经上了麻药。而且那些真正伤重的仍处于昏迷中。然而，在自杀炸弹袭击后，一些伊拉克人会在极度痛苦下挣扎扭个不停。即使睁着眼睛，他们也不能视物；即使耳膜没被炸穿，他们也无法听声。我可以肯定，如果他们能够思考的话，他们会想自己的儿子、女儿、父亲、母亲、朋友，但他们只是张大嘴尖叫。处于极度痛苦的人只是一头尖叫的野兽。

在那种境地你是不会感到快乐的。你可以尝试，但你不可能快乐。

“想想白蚁。”和那女孩分手两周后，我对银行家埃德说。我们在他纽约西村的公寓里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很有成年人的感觉。

“有个名叫刘易斯·托马斯的医学研究员，”我说，“托马斯有着类似诗人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