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这个汗王不简单（第6/10页）

天聪四年、大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攻打永平（今天河北省卢龙县）时，大明户部郎中陈此心归降后又要逃跑，被捉，审讯后定为死罪。皇太极说：“既然他不愿意留在这儿，就放他回原籍去好了。”结果，不但没杀他，还给了他两匹马、四头驴、二十两银子，让他带着妻子家人，去他随便想去的任何地方。（《清太宗实录》卷六）

皇太极有一个极有东北或者中国特色的规定：凡有大明官员来降，八旗旗主必须轮番设宴款待，每五天举行大宴一次。届时，宰牲设宴，觥筹交错，酒喝到一定程度，大家其乐也融融，以至于整个沈阳城都仿佛喝醉了一般，到处是摇摇晃晃的酒鬼，到后来，由于来降的汉官过多，一天之内常常要开宴会数次，并屡有赏赐：房屋、土地、牲畜、衣物、财帛等等。甚至发生过令满族官员腾出房子，让来降汉官居住的情事。他不止一次对王公贝勒们讲：朕对于这些汉官不吝赏赐，不厌其烦，就是为了让人心悦诚服，以图大事。（《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二）“只有多得到人才才是最可喜的。金银珠宝都有用完的时候，要是得到一两个贤能之人，对国家有帮助，那带来的好处可就无穷无尽了。”（《满文老档》，太宗卷二十七）有证据显示，当时，许多汉族官员所享受的待遇和积累起来的财富，甚至超过了同级别的满族官员。

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些政策，皇太极制定法律，严厉惩处随意戕害汉人的行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自杀害降民者，以死偿命；强取民物者，加倍赔偿。”（《清太宗实录》卷五）为此，他多次发表谈话，并当面告诉没有严格执行该法令的贝勒爷：若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将被视为作乱祸首，连同妻子一律处死，绝不姑息。（《东华录》天聪七年六月）二贝勒阿敏之所以倒霉，应该说，和皇太极的此种思路不无干系。

仔细翻检史料，平心而论，找不出皇太极做这些事情时心理阴暗、龌龊的证据。他做得坦诚、磊落，其胸怀与古代明君如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比较起来，似乎也不遑多让。倘若没有偌大格局的器量、胸怀、雄心和抱负，恐怕是断然做不到的。与努尔哈赤比较起来，其高下相差就太多了。史书记载说，皇太极的这些做法，的确令当时的许多汉官心悦诚服，甚至达到感激涕零的程度——“似此豢养之恩，虽肝脑涂地，实难报万一也”。（《清太宗实录》卷十七）话说得虽然让人起鸡皮疙瘩，不过，可能确也道出了当日的实情。特别是，若想一想大明帝国崇祯皇帝，荼毒那些同族同种的臣子如猪狗草芥一般的情形，则更加令人无法不感慨万千了。

观察历代国家的政治实践，我们不能不承认，那种能够令近者悦，令远者来的情形，是一种很高的治国境界。从史料中看，短短的时日里，皇太极还真的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

皇太极继位之后，对内大力调整方针政策；对外的第一个重大举动，则是出兵朝鲜。

从努尔哈赤死、皇太极登极，到当年十月，一个多月时间里，朝鲜作为邻国，没有派人来吊唁亡灵，也不前来祝贺新汗登基，相反，接纳了数量可观的从后金国出逃的辽东汉人，据朝鲜史料记载，前后可能达到数十万人，仅价川一地即达三千多人。（《李朝实录》仁祖卷十四）这些人，在努尔哈赤编汉为奴的政策下从自由民变成奴隶，然后，不堪忍受而出逃，于是就成了前清极为有名的所谓“逃人”。为此，后金汗国和后来的大清国制定了严厉的“逃人法”，力图以严刑酷法遏制他们逃亡，并一直蔓延到清军入关之后很多年，成为前清时代名副其实的恶政与恶法。大清朝之所以曾经在历史上特别声名狼藉，这些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恶声恶气的恶政恶法肯定是其原因之一。

此时，后金汗国与朝鲜交涉，要求朝鲜将这些“逃人”一概驱逐回来。朝鲜置之不理，将这些逃过鸭绿江的辽东汉人遣送给了明朝。对此，皇太极感受到的肯定不仅仅是轻蔑，还有利益上的重大损失，因为这些人全部是满族人的奴隶，刚刚继位的皇太极在自己必须承受损失的同时，还必须承受这些满族人士的抱怨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