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后金克星袁崇焕（第4/9页）

然而，结果却真的令人扼腕叹息——皇帝看到孙承宗的报告后，立即命令有关部门拨给这笔军费。谁知，皇帝的命令却被这几个有关部门卡住了。兵部、户部、工部的几位领导就此协商后，做出了一个令人完全无法理解的决定：这笔钱可以答应给，但不能真的给。原因据说是，他们担心孙承宗有了足额军费之后，会胡作非为。于是，在这几个部门之间，开始了漫长的公文往来过程，以便将此议拖成不了了之的局面。官场亦有专门术语用来称呼此类做法，曰：淹。

我们找不到证据能够说明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做，最后，只能找到唯一的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们可能不希望孙承宗成功。因为孙承宗倾向东林党，不是他们自己人。孙承宗的成功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他们个人没有好处，甚至可能还有坏处，因此，没有理由让他成功，也就自然没有理由让他得到这笔钱。这种解释符合历史上的一个规律：每当到了即将亡国的时候，都会出现大量这种根本无法理喻的乱象。人们时常用一个术语来归纳这种现象，那就是——亡国之兆。

随后，孙承宗不断发来催促的报告，于是，这些人在皇帝面前将他们的担心解释成：双方已经将近四年没有打仗了，孙承宗轻启战端，恐怕会惹来不可测之祸。因此，他们正在想办法找出一个万全之策。此时，天启皇帝已经培养起了对于木匠手艺的高度热爱。在数年一心一意钻研这种技艺的岁月里，皇帝可能真切地感受到了和平时光的宝贵，感受到了不受战乱消息烦恼的舒心可贵，于是，欣然同意关于战端不可轻启的说法。就此，真的就把那位帝国前敌最高统帅的战略规划给“淹”了。

很久以后，皇帝大约想起了老师当年对自己的教导，想起老师如今可能也不太容易，于是下令派遣一个宦官带着十万两白银前去犒劳前方将士和自己的老师，还专门给老师带去了一笔特殊的赏赐，作为拒绝了老师战略规划的一种补偿。翻检史料就可以发现，类似情形已经成为这位泱泱大国君主及其臣僚们的行事风格，从中大体可以窥见当时的大明帝国何以如此不长进、不争气了。

到此，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头。

那位前来慰问的太监，还在魏忠贤那儿领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向孙承宗转达魏忠贤的致意，看看双方是不是能够亲密携手、共同发展。孙承宗威望太高，魏忠贤需要这样的合作伙伴。谁知，满腔热情的太监到来后，孙承宗除了接受皇帝的诏书和赏赐之外，一言不发，使这位肩负特殊使命的太监，根本就没有机会向孙承宗推心置腹。魏忠贤由此知道，孙承宗这个人看来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此时，魏忠贤在帝国朝堂之上大展拳脚，朝局风生水起，和几年前孙承宗离开北京赴任之时已经截然两样——晚明时节著名的“六君子案”已经结束，六个名气极大的正人君子全部无声无息地冤死在魏忠贤手下；熊廷弼也被杀死，那死不瞑目的头颅正在帝国万里边境线上巡回示众，当时的术语叫作“传首九边”；而同样著名的“七君子案”则正在酝酿之中，没有人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孙承宗郁闷到了极点。作为皇帝的老师，孙承宗很清楚，这位皇帝并不坏，还时时会让人觉得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得可爱。可是，如果一个风雨飘摇中的大国领袖如此单纯，如此整日陶醉在木匠作坊里，任由魏忠贤之流摆布，也真是令人为之气结。孙承宗知道，自己如果为此给皇帝写信，可能根本就到不了皇帝手上，于是，决定借巡视蓟州、昌平防务的机会，以为皇帝祝寿的名义，返回北京，当面向皇帝奏报机宜，扭转时局。

孙承宗手握重权重兵，威望崇高，而且还是皇帝的老师，魏忠贤深切忌惮甚至恐惧孙承宗返回京城。于是他向皇帝报告说，孙承宗拥兵自重，打算带重兵入朝清君侧。天启皇帝起初根本不信，无奈魏忠贤绕御床哭诉再三，不由得皇帝不为其所动。最后，皇帝叹口气，下令内阁拟旨，旨曰：“没有皇帝命令擅自离开特命职守，非祖宗之法，违反者决不宽恕！”然后，连夜开紫禁城禁门召来兵部尚书，以三道飞骑前往孙承宗处传旨。据说，孙承宗当时只带了一个助手、一个警卫员、一个仆人，一行四人已经到了北京附近，接到皇帝圣旨后，遂长太息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