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后金克星袁崇焕（第3/9页）

最后的结果是，孙承宗无法说服他，只好回到北京，告诉皇帝：这位仁兄担当不了捍卫帝国边疆的重任，请皇帝把他官升一级，调到南京去担任兵部尚书，明升暗降地冷冻起来算了。历史没有给当事者本人机会验证他所说的一切，只是令他安静地度过了晚年的官场岁月，却也在史书上留下了胆小怯战的丑名。不久以后，随着山陕地区的农民暴动，帝国很快陷入了两线作战的窘境，不知是否可以算是间接证明了他的判断。在激昂慷慨的感性情绪中，诉诸崇高得无法辩驳的真理，以此令论辩对手闭上嘴，是从官场到民间历久弥新的利器，哪怕由此导致了无数惨痛的后果，虽九死而其犹未悔。

孙承宗则自请接替辽东经略一职，皇帝欣然批准。于是，孙承宗以帝师、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职衔督山海关及蓟镇、辽东、天津、登莱诸处军务，成为辽东战事以来权位最高的一位督师。

袁崇焕就是在这位督师的指挥和支持之下，完成了他在山海关外监军和在宁远城的布置。其间，他在整顿部队时，又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儿。

当时，军队中军官喝兵血、冒军饷、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的事情层出不穷。一个校级军官犯这种事儿撞到了袁崇焕的手上。袁蛮子根本不管自己是否有权限杀人，也不请示报告，便自说自话把一个级别不比自己低多少的中级军官行军法干掉了。孙承宗知道此事后大怒，将袁崇焕招来痛骂了一顿，差一点儿就祭起尚方宝剑把这个袁蛮子也行了军法。

但不管怎样，他们毕竟在风雨飘摇的辽东前线，以宁远城为中心，以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等处为前锋，以山海关为后盾，建立起了一个具有战略纵深、多层次相互呼应的防御体系。在仅四年时间里，他们先后修复山海关以外的大城九座，城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建立了十五个战车、火器等多兵种兵营，制造军械数百万具，拓地四百里，屯垦田地五十万亩，年收入达五十万两白银。辽事整体上迅速向“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目标迈进，努尔哈赤在此期间内一直停留在辽河以东，没有越进辽西一步。在孙承宗被迫辞职后，这个防御体系成就了袁崇焕和宁远城的光荣。

孙承宗的离职令人黯然神伤。

就在他和袁崇焕等一班人苦心恢复辽东局势时，朝廷中的局势已经演变得面目全非。

大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奸大恶之人魏忠贤，逐步走向九千岁的辉煌。天启皇帝则躲在偌大的皇宫院落里，专心致志地施展他那天才的木匠手艺，雕凿出了不少极富创意、精巧绝伦的好玩意儿。每当全身心投入那富有创造性的、心爱的工作中时，除了身边伺候的人之外，皇帝特别不喜欢别人看到自己的劳作。于是，魏忠贤就会时常在这种时刻，适时前来请示军国大事，皇帝通常的反应是：我知道了，你用心去办罢；或者是亲昵地斥骂：连这点儿事儿都办不好，要你这奴才作甚？

到大明天启五年下半年，魏忠贤已经牢牢控制住了整个国家的政治中枢。前一年，一大批东林党人及其领袖人物在魏忠贤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或被迫退休，或被开除公职，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从而全线溃败。孙承宗功勋卓著，被认为是中流砥柱式的人物，却也是公认的东林党人，或至少是东林党的亲近分子。当时，宁锦防线已经相当稳固，孙承宗和袁崇焕等计议向前再推进二百里，直到锦县东部的大凌河畔，然后就可以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进攻，可以谈论恢复辽东了。为此，孙承宗报告朝廷，希望速拨二十四万两军费，以便为这个激动人心的战略转折作准备。德高望重的孙承宗甚至在报告中乐观地写上了大功可以“告成”一类的字样。

此时，正值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最为动荡不安的时刻。由于努尔哈赤实行越来越严厉的种族歧视政策，数年间辽东地区的汉人暴动此起彼伏。努尔哈赤则采取了近乎丧心病狂的铁血手段予以镇压。其直接后果，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就是出现了辽东开战七年以来，双方战略态势逆转的最佳时机。从这个角度观察，孙承宗的乐观的确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