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第4/31页）

作为首先倡议立楚王心的范增，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有何表现，史书完全没有记载。史载的缺失，使我们不知道范增干了些什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范增建议立的楚王心，使自封为西楚霸王的项羽陷入了政治上十分被动的境地。

巨鹿之战后项羽已经成为诸侯联军总盟主，拥有了分封天下诸侯的实力与权力；但是，此时的项羽却遇到了范增当年给他带来的一大被动：在项羽的头上还有一个名义上可以领导项羽的楚王心。

这种局面的出现就是范增这位黑高参当年立楚王之后的恶果，这个恶果现在轮到项羽来吞食了。项羽最初的决定尚较稳妥，即封楚王心为“义帝”。这个“义”即是“义父”“义子”之“义”。

项羽此时已经无法容忍楚王心主政，他认为：义帝是“天下初发难”时的产物，真正灭秦定天下的不是“义帝”。因此，应当将义帝之地分封给灭秦诸将。这个决定，满足了灭秦各路诸侯的愿望，而不尊义帝的责任又由项羽一人来承担，所以，大家一致同意（诸将皆曰：善）。

应当说，项羽的这番话并无过失。项羽清醒地认识到，立楚王心是权宜之计，是秦末大乱初起时的不得已之举。真正打败秦军灭秦者是参加巨鹿之战的诸将。义帝既然无功，就可以分其地封诸将。

项羽的这个决定得到了诸将的拥护，说明分封是大趋势。到此为止，项羽在处理义帝问题上尚无大过失。范增当年这条建议也没有给项羽带来大麻烦。

项羽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他下面的两条后续措施上：

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

将义帝迁到长沙，逐出中原，已经有些过分；更为遗憾的是项羽派人刺杀了义帝。

项羽封楚王心为义帝，分其地以大封诸侯，甚至于将其迁往长沙，这种做法尚不足以铸成大错。项羽真正的失误在于他迁义帝之后又派人刺杀了义帝。这是项羽政治上最大的失误之一。刘邦利用项羽刺杀义帝一事大做文章，白衣白裤，为义帝发丧，打出了为义帝复仇的旗号，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年七十，好奇计”的范增，在楚王心的问题上给项羽带来了大麻烦，造成了项羽政治上的大被动。

范增的初衷是为项梁争取民心，但是，客观上为项羽制造了麻烦。这件事我们不能全怪范增，建议是他提的，但是，最终是项梁同意的。如果项梁不同意，范增的建议也就不可能得到执行。

宋人张耒写过一首题为《范增》的诗：

君王不解据南阳，亚父徒夸计策长。

毕竟亡秦安用楚，区区犹劝立怀王。

此诗批评范增建议立楚怀王，给项羽带来了极大的政治被动。

再比如，彭城之战后，刘邦派人说服黥布叛楚归汉，使者对黥布说楚兵虽强天下，负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一个杀义帝，竟被看做是“负不义之名”的主要理由。

第二，政治幼稚。

范增虽然年七十，号亚父，其实，他在政治上也非常幼稚。

以项羽入关为例，项羽两次“大怒”，做出了“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的决定。

对于项羽这一决定，范增给予了全力支持；但是，依我看来，范增的支持远远不够。范增赞同项羽决定的理由是两点：

一是“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二是“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

看看这两条，真让人啼笑皆非！

项羽此时二十七岁，看不清他与刘邦的关系已经走到了历史的拐点，这可以用年轻为释；但是，范增可不年轻了。如果范增参加项梁集团时已经“年七十”了，那么，在项羽入关之时，范增已经七十多岁了。

如此年纪，如此阅伐，至少不应该再幼稚了吧，其实非也。范增力主军事消灭刘邦的理由是如此两点：一是刘邦入关之后志向远大，二是刘邦有天子之气。这两点看法实在没有谈到点子上，最关键的一点是刘、项二入关系已经走到历史的拐点，范增也并未看清这一点，所以，他无法用这一点启发项羽，项羽因此在入关后长达半年的时间内不知道刘邦是他最大的政治对手，误了项羽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