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第17/31页）

第一，残暴的滞后作用。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的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民心发挥作用得有一个过程。换句话说，一个统治者的残暴为天下苍生所认识，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项羽的残暴表现得最集中的是两种情况，一是坑灭秦朝降军，二是对久攻不克之地的屠城。前者虽然引发了关中父老的仇恨，但对于天下苍生来说，屠杀秦军毕竟是让他们感到快慰的事；后者虽然令人发指，但这并不是项羽的常态。毕竟，激怒项羽，使他以屠城的方式来发泄内心怨恨的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大多数天下苍生认识到项羽的残暴，必然会有一个过程。像残暴一类丧失民心的因素发挥决定性作用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它不可能那么快地发挥作用。

从秦始皇的残暴到秦朝的灭亡，中间经历了十五年的时间；而且，在始皇死后，二世仍然继续施行暴政。这样，民心的向背才起了作用。

第二，政治、军事的直接作用。

和民心的滞后作用不同，政治、军事上的举措，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就能呈现出巨大的影响力。如果项羽入关以后就集中力量以军事手段解决刘邦集团，如果项羽在鸿门宴上立斩刘邦，这种举措片刻之间就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所以，我在《百家讲坛》“汉代风云人物之项羽”的系列讲座中，并没有把项羽的残暴作为项羽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是把项羽的政治幼稚和军事被动作为项羽失败的两大主要因素进行了重点分析。

但是，提到项羽的失败，为什么总会让人想到项羽的残暴呢？

我们太喜欢重复我们已知的真理（包括民心得失与天下得失的关系），我们太喜欢以我们知道的真理来解释历史现象。既然项羽已经失败了，既然他为人非常残暴，那么，残暴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首选的项羽败亡之因。

历史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真理并不是万能的，真理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解读历史现象的最好方法是具体分析。

项羽嗜杀，为人残暴，尤其是屠城一事最为后人垢病。但是，人们只记住了项羽屠城，似乎忘记了刘邦也有屠城的记录。《史记·高祖本纪》载：“使沛公项羽别攻城阳屠之。”这条历史文献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刘邦和项羽曾经联手屠城。对于这条文献记载，人们好像得了集体失忆症一样，都淡忘了。

屠城是一种发泄，更是一种威慑；但是，屠城的残酷历来受到人们的严厉谴责。

刘邦不仅在反秦之战中有屠城的记录，而且在诛杀项羽之后也曾经想屠城以泄愤。

项羽自杀之后，西楚诸地都向刘邦投降了，唯有鲁地不降。刘邦闻讯，最初想率天下大军屠灭鲁地（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后来却又改变了态度。

刘邦对项羽从来都是一路追杀，绝不留情；即使鸿沟议和项羽释放了太公与吕雉等人质，刘邦也不顾信义，撕毁协议，追杀项羽。为什么鲁地为项羽坚守，刘邦却改变屠灭鲁地的初衷呢？

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刘邦灭项之后，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大功告成，就要成为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了。此时的刘邦已经在考虑“后项羽时代”的舆论主旋律了。

项羽的败亡宣告了刘邦称帝的开始，面对这么一个新时代，在舆论宣传上提倡什么，是刘邦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刘邦经过慎重思考，深知自己必须提倡忠诚，只有忠诚才能使刚刚建立的大汉王朝不再遭遇诸侯割据、天下分崩的惨祸。要提倡忠诚，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项羽最初被义帝封为鲁公，攀地百姓为项羽坚守城池，正是忠诚于鲁公的表现。刘邦不能让自己一时的冲动，破坏了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主流舆论；楚地皆降、唯鲁不降引发的怒气，不能不服从于倡导忠诚的舆论主旋律。

正是基于这种深谋远虑，刘邦放弃屠城泄愤的想法，而以项羽的人头昭示鲁城父兄。鲁地百姓确信项羽已经死亡，才放弃抵抗，投降刘邦。

刘邦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因此，他愤怒之时也想屠城。刘邦的高明，在于他懂得用理智约束感情。相比之下，项羽就显得非常不理智了。项羽只图一时之快，一泄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