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大一统（第6/22页）

之所以要打口水仗，要写檄文，是因为中西双方的战争理论（中国的《孙子兵法》、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里都认为，战争，一定是正义战胜邪恶，换句话说，你要想打赢战争，就必须造成一种你是正义方的舆论。

于是，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那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需要一个借口。这个借口，就是奠定“我是正义方”的理论依据。

杨坚搞这么多，无非就是需要这一个“显行天诛”的借口，他想要一上来就站到这场战争的道德制高点上。

所以，从一开始征召萧琮入京，到后来派遣崔弘度率军驻守江陵，再到后来纵容萧岩投奔南梁，这都是杨坚的计策，西梁，不过是杨坚的诱饵，而他的醉翁之意，则是直直的指向了南陈。

南陈上当了，他们让杨坚找到了借口，原本在军事上就处于下风的南梁，从这一刻起，就已经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有个叫皇甫绩的哥们，就看出了杨坚的心思。这哥们在被任命为晋州刺史，即将上任时，还跟杨坚分析了一番隋朝必灭陈朝的道理：“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无道，二也；纳叛臣萧岩，于我有词，三也。陛下若命将出师，臣愿展丝发之效。”皇甫绩的“三也”，就赤裸裸的把杨坚的心思给说出来了。

以此，公元588年三月，杨坚正式下诏，讨伐南陈，诏书内容是：

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逼内外，劳役弗已；穷奢极侈，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欺天造恶，祭鬼求恩；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场；昼伏夜游，鼠窃狗盗。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一举，永清吴越。

这封诏书，就是我们所谓的檄文了，应该说，写的是相当有水准的。再然后，杨坚就命令把诏书抄录三十万份，遍发大江南北。

隋朝灭陈的舆论攻势，至此达到了顶点。

典型亡国君

公元588年十月，一切准备就绪后，隋朝大军正式出动——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皆为行军元帅。广出六合，俊出襄阳，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弘农燕荣出东海，凡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以左仆射高颎为晋王元师长史，右仆射王韶为司马，军中事皆取决焉；区处支度，无所凝滞。

显然，从规模上而言，这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战事，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杨坚自是信心满满，而他的手下，则深感重任在肩。在出发之前，高颎就似乎仍然有所担忧，找来了薛道衡，问他：“今兹大举，江东必可克乎？”

薛道衡给高颎吃了颗定心丸：“克之。尝闻郭璞有言：‘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合。’今此数将周，一也。主上恭俭勤劳，叔宝荒淫骄侈，二也。国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总为相，唯事诗酒，拔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萧摩诃、任蛮奴为大将，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无德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势，事在不疑。”

高颎终于开怀了：“得君言成败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还有什么说的呢？动手吧！

战事从长江上游率先打响——隋朝于此的总指挥是杨俊，驻军汉口；而南陈于此的总指挥，则是周罗睺。

杨素率军从三峡东下，很快抵达了流头滩（湖北省秭归县东）。要跟杨素交战的，乃是戚昕，此公原为西梁军将，如今已投降南陈，他率青龙舰百余艘，驻守狼尾滩（湖北宜昌市西北），地势险恶。

隋军有所担心，害怕不能渡过。杨素则表示：“胜负大计，在此一举。若昼日下船，彼见我虚实，滩流迅激，制不由人，则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

杨素认为，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是，白天打不合适，必须夜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