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昏庸二帝（第5/18页）

三种方式中当兵是很好的出路，但是，当朝廷实营销兵之策却没有很好地安置他们时，这些手中没有土地的人们只得反抗。

早在本次销兵之前，在德宗李适时期，时任黜陟氏洪经纶到河北想要减除魏博镇四万兵马，使其全部归农。当时魏博节度使田悦表面听命，但在背后他却告诉那些被裁减的士兵，说他们当兵已经很久了，本身已经没有土地，现在虽然名为回乡务农，但土地从哪里来，如何养家糊口？

田悦的这番话虽然带有煽动性，但不能否认他的确说出了这些士兵的身份和当兵的缘由。《旧唐书•穆宗本纪》记载，长庆元年二月，萧俛等“不顾远图，乃献销兵之议”。这里所谓的远图只是泛泛地说萧俛等没有远大的眼光和长久的打算，可是没有说出“远图”指的是什么。事实上，当时无论是谁，也不可能做出超越时代的事情。

此外，将朝廷丢失河朔地区完全归结为“销兵”，并不是十分公正的，“销兵”之策固然是其导火索，但河朔地区再次发生叛乱不是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虽然唐宪宗李纯平定藩镇取得成功，但这种成功只是一种表面的统一。当时河北各节度使仍手握重兵，他们只是暂时屈服于朝廷的压力，若朝廷在政策上损害他们的利益，这些藩镇还是会起来反叛。所以，只要藩镇割据的基础存在，这种对抗就不会消除。至于“销兵”在朝廷中所起的作用，只是被朱克融、王廷凑所利用。

总的来看，对于当时的大唐帝国而言，长庆销兵是一个失败的策略，更是一个历史悲剧。因为它不仅使宪宗李纯先前辛苦平定藩镇的大好局面丧失殆尽，更掀起了天下大反叛的浪潮。自此之后一直到大唐帝国灭亡为止，藩镇一直没有消停。作为帝国高级决策者的皇帝李恒以及萧俛、段文昌等人无疑是这场悲剧的主角。

“长庆销兵”是个失败的策略，而且具有历史局限性，但这个策略的出台与当时的党争有着密切的联系。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宪宗李纯时主张用兵的士大夫，大多属于后来所谓的李党成员，而反对用兵的士大夫则多为李吉甫的政敌，即后来所谓的牛党成员。因此，元和一朝主张用兵的一派始终掌握朝政，所以用兵策略得以实施。等到李恒即位，牛党成员开始得势，于是开始有了“销兵之议”，也就是用兵和“销兵”是李党和牛党成员在对待藩镇态度上斗争的焦点所在。

关于“销兵”之策与对藩镇的态度，无论是对李恒还是段文昌和萧俛来讲，“销兵”不过是削弱藩镇的一种手段，从主观意识上他们从没有对藩镇进行姑息，所以说“销兵”也是对用兵策略的一种变通之术。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朱克融、王廷凑发动叛乱，再次拉开了朝廷与藩镇斗争的序幕。在这场较量中，皇帝李恒积极平叛，下诏从两税留州留使部分钱中每贯割二百文，并出内库钱五万贯以助军用。而主张“销兵”的萧俛和段文昌，在看到战事已不可避免时，积极主张平叛。从二人的所属派系来看，很难划分究竟是哪个党的成员，只要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说“长庆销兵”是对元和用兵之策的全盘否定。

藩镇叛乱

“长庆销兵”的直接后果就是卢龙镇的朱克融和承德镇的王廷凑相继反叛。

卢龙节度使刘济在李纯征讨成德时可谓是用力不少，不过刘济外出作战，以长子刘绲全权处理卢龙政务，这就引起了另一个儿子刘总的不满，结果刘总趁刘济病重时，发动兵变杀死父亲和兄长，然后自领军政。后来看到李纯先后讨平实力强大的吴元济和李师道后，刘总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所以上表请求归顺，被朝廷晋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结束了对抗的局面。

不过刘总是个阴险小人，本来归顺朝廷后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但弑父杀兄的阴影总是萦绕着他，甚至每当夜深人静时，刘总经常梦见父兄来索他的命，这种恐惧缠绕着他直到晚年。

长庆元年（821年）正月，刘总上奏朝廷请求放弃官爵皈依佛门。不久，皇帝李恒正式允许他出家。他在出家前对卢龙的后事作了安排，将卢龙一分为三，即幽州、涿州和营州为一道，任命张弘靖为节度使；平、蓟、妫、檀四道、州为一道，任命平卢节度使薛平为节度使；瀛、莫二州为一道，任命京兆尹卢士玫为观察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