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昏庸二帝（第4/18页）

纵观长庆年间的党争，对于当时的国策以及重大事件的决策都有深远的影响，如对待藩镇的策略，就因为党争的缘故产生了致命的失误。

长庆销兵

李纯在位的元和年间，起用宰相裴度等人，对反叛中央朝廷的地方藩镇实行用兵策略，先后讨平西川、夏绥、镇海、淮西、平卢等诸多藩镇，实现帝国的中兴之治。但即位者李恒才能平庸，胸无远志，采纳宰相萧俛、段文昌的建议，实行“销兵之术”，史称“长庆销兵”。这次销兵最终导致卢龙镇朱克融、成德镇王廷凑相继叛乱，唐廷由此失去河朔，《新唐书》《资治通鉴》认为这两次叛乱皆由“销兵”而起。

销兵的正式提出是在李恒即位初期，《旧唐书•萧俛传》记载：

穆宗乘章武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销兵。

萧俛和段文昌提出的建议，客观公正地说是长庆初年政治、经济形势的反映。从萧、段二人的初衷来看，和当初宪宗李纯对藩镇用兵的策略一样，根本目的是为了削弱藩镇的割据势力。

自李纯即位以来，接连对藩镇用兵，最终使得反叛的藩镇得以平定，朝廷与地方的矛盾有所缓和，连长期割据的河朔三镇也表示归顺，此时再对藩镇用兵已失去意义。但是地方藩镇仍握有重兵，如不削弱其军事力量，仍有再次反叛朝廷的可能。在萧、段二人看来，采取“销兵之术”会让藩镇的兵力逐渐减少，可以收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而且当时朝廷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李纯的连年讨伐已经耗资无数，致使“府藏空虚”“财力不赡”。李恒通过“销兵之术”也是缓解财政危机，减少军费开支，在他看来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

事实上，在段文昌和萧俛之前，白居易在科举考试中曾经写过一篇《策林序》，已经提出了“销兵之术”的雏形，那就是逐渐减少藩镇手中的兵力，最终达到削弱其实力的目的。

白居易当时没有提出“销兵”的具体操作方法，而且这只是他科举考试的命题论文，不代表官方意志，但却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严重问题，甚至是代表一种舆论。李恒即位时，白居易任主客郎中知制诰职务，史料虽然没有记载他对“长庆销兵”的态度，但相信他一定是支持的。

按说提出“销兵”策略的初衷是好的，但谁也没有想到，在操作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偏差，以至于不仅没有削弱藩镇的势力，反而引发了藩镇的叛乱。

还是《旧唐书•萧俛传》中的记载，说李恒当时已经十分放纵自己，对处理朝政已经不感兴趣，在没有详细审阅“销兵”具体方案的情况下便诏令施行，结果导致那些被遣散的藩镇士兵聚啸山林，成为打家劫舍的强盗。这让朱克融、王廷凑找到了机会，他们重新整合那些被遣散的士卒，和朝廷对抗。而朝廷当时应对不及，临时招募士兵，但因为时间仓促，结果被叛军打败，丢失了河朔地区很多地盘。

通过史料的记载，我们知道“长庆销兵”的失策在于没有安置好那些遣散的藩镇士兵，以至于这些人成为强盗。但是这里边有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既然朝廷已经允许他们脱离军队，按说这些人应该回乡务农，从此安分守己地过日子才对，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这么做呢？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超越“销兵之术”的范围，从当时的社会状况中寻找答案。

唐朝从建立伊始，推行北朝以来的均田制度，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稳定人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农民在均田制下授田已经明显不足。可是他们却仍要承担交纳法定租调的义务，还要承担各种徭役、兵役等，农民在种种压力面前，已经到崩溃的边缘，最终只得四处逃亡。

而逃亡的农民就成为了流民，这成为大唐帝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流民为了生计，只有三条路可以走，一是依附土地所有者的权贵们，成为他们的庄客和佃户；二是聚啸山林成为强盗；三是应募参加军队，成为职业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