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5/45页）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人延续兴学会的精神，组织政学会，“专以讲求中东西各国政治之理法，以求适于中国今日之用”，研究西学之本，不仅包括政治学之下的国家学、法律学、行政学，而且旁及与之关系切近的哲学、群学、资生学等科，计划设总会于日本东京，设支会于上海、汉口、长沙、澳门、香港、新加坡等处，所讨论的题目有中国当迁都否、变法后安插旧人、改革厘金、变科举、禁鸦片、行钞币、开铁路、行警察、兴学等方法。[40]

保皇会的上述活动，主要在明的一面，通过宣传动员，联络有力人士。同时该会的当务之急还在运用武力手段勤王救上，恢复新政。而港澳毗邻内地，尤其与保皇会依靠的勤王主力所在地两广地区联系紧密，交通便利，更被当作筹备勤王大举的基地和安置保皇会员内地家属的庇护所。梁启超曾提议用菲律宾散勇或从日本雇兵500名，“由港取省”[41]。针对清政府加紧迫害海外保皇会会员在内地家属的做法，梁启超提出:

一、各埠会中同志办事出力人员，为奸贼所忌者，如欲先将家属暂行安置，以免掣肘，可移家来寓澳门，本总会同人自能设法保护妥当。

一、本总会聘有常年状师二位，皆系港中有名望者，如奸党有意与我为难，本总会状师必据理以争，务使奸党不得逞其志。[42]

稍后，梁启超又建议在香港开办铁器公司和蚕桑公司，主要考虑是：一、“保皇会不能尽网罗中立之人”，设公司可以集股，聚款经商，开辟财源。二、以公司为掩护，“而借以助我正事”。所谓正事，一是“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二是“兼贩我辈急需之物”。[43]关于前者，既要招呼来往的海外各地保皇会员，更要招待内地来港澳的勤王军将，即各地的会党绿林游勇盗匪头目。关于后者，主要是将保皇会在外洋购置的军火向内地运送，甚至经营军火买卖。3月20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就提出:

港、澳间人有一事最要者，即谋运货入口之事是也。……若未布置，宜速谋之，或贿洋关，或走旱路，及入以后，安顿之地，皆须熟筹。港、澳之人，当专此责任，特恐未有人克称其职耳。[44]

在提议开铁器、蚕桑公司的同时，梁启超又请康有为“查香港卖军械有限制否？限制几何？可以开支店于省租界否？”联系到其计划正是准备“开一铁器公司于港，且开支店于省”[45]，用意相当明显。

第二节　港澳总局

保皇会虽以港澳为总局，并在人事上有所安排，实际关系一直未能理顺。1900年3月，梁启超鉴于“港澳同门无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弟子虽亦不才，□□□以阅历稍多，似胜于诸同门。今先生既不能在港，而今日经营内地之事，实为我辈第一著，无人握其枢，则一切皆成幻泡”，所以冒死请缨，要求归港“居此险地，结集此事”。[46]但此时梁启超因“言革”与康有为发生分歧，得不到后者的信任，其建议未被采纳。

何廷光名义上是澳门分会会长兼总会财长，后来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又出任总局的总理，却不能掌握实权。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函告康有为:

弟子屡书往澳，经两月不得覆，现虽孝实两次之覆，而自己声明非贪权与闻内事之人。穗田吾知其为总理，而非能定主意之人（欲使其依子刚，然使刚与澳人不水乳，终是被人笑话耳）；镜、介吾知其能定主意，而弟子十余信且不见覆一字，弟子何敢轻派人往与共事，实疑其才之短或量之浅，二者必居一于是也。[47]刘桢麟、王觉任、陈士廉，均为康有为弟子而掌澳门总局的实权。

港澳总局实际掌权的总办，先为王觉任，继为徐勤。1900年7月，康有为因徐勤等人前此不应梁炳光事，受责后还来书辩解，疑及王觉任、欧榘甲告状，“顷又得穗书大辨此事，亦大攻王、欧，揣汝等之意，皆以为二人有书来攻，而不知其绝无也”，复函责怪道:}qc此等我责汝与镜之内事，岂可告穗……凡吾写信时，有时赶寄匆匆，应否择示他人，皆宜谨慎，以免生事，切切。穗之纯忠至勤，岂可令生此言乎！又辨支数一事，盖皆汝等告穗为之，吾与汝等何事不责，正为其信之深，爱之笃，然后责之切，否则以虚言外礼，笼络羁縻之矣。此等内事，岂可告穗而生支离乎？真可奇也。[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