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6/45页）

则在康有为的眼中，何廷光不过是以虚言外礼笼络羁縻的局外人。

由于港澳总局负责人名实不符，令海外各埠的保皇会无所适从。以梁启超在保皇会中的地位之尊，对于港澳总局的实情也不知其详，颇费猜测。他抵达檀香山七十余日，“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仅有人代穗田答一书，书中皆闲语），诚为可恨，不知其无心于大局之事耶？抑以弟子为不足以语耶？港、澳近日布置，弟子丝毫不能与闻，教我如何着手？”[49]他参考各处来书情形，好不容易才判断出“似镜、介二人有总裁一切之权，然弟子三月来寄彼处之书，已十余封，而镜、介未得一字之复。若总裁之人如此，似于办事大有碍”。他希望康有为明确指示：“以后弟子若与总会商事件，当商何人乃有力量”，并要求转告港澳总局，“使自行其主权，勿放弃责任”。[50]4月29日他再度致函康有为，指出何廷光名为总理，实际决策者还是王觉任和陈士廉。

后来康有为为了推卸总局的责任，向邱菽园解释其内部运作，部分道出了人事安排的实情。他说:

若镜、勉等，不过为通信驿卒，看店之等，非因大得失也。仆于用人，才性略皆知之。勉性疏而直，于兵事非宜，于驾驭尤非其长，实非镜之宽博沈密有谋之比。而勉忠直之美，任最敬之，识人最多而有望，任累书劝其归办事，仆但令其往吕宋游说。适镜母病将死，于是勉替之。至六月时，仆虑其疏，已电镜强出任事，而使他往美，经十余督责，而勉以粤东时时欲举，故恋而迟迟不奉命。[51]

此言虽有开脱之嫌，从梁启超的立场看，确能得到证实。

在主动请缨归港主持大局未获允许后，梁启超不断向康有为和港澳总局发出抱怨，并提出组织和人事的改进意见。他告诫总局各同门：“尊处既为总会，不可不举行总会之实事。”具体而言，总局的专责至少有“谋运货入内地”“通信各分会”“结联豪杰”等项。“但弟遥揣情形，似觉未免散漫。他事且不论，即如檀山开会以来，仅得总会一信，而金山来函，亦言久不得总会来信，各处皆然，不免有相怪责之意。”因此他建议总局设通信员二人，一管南洋新加坡、吉郎、暹罗、安南、澳洲，一管日本、美洲，“凡已开会之地，每水必有一信往，报告中国近事及各埠本会之情形（亦令各埠每水报告总会）”；同时“设议员十数人，专主议行各事，各专责成，井井有条乃可取信于人”。

另外，梁启超始终觉得港澳总局王觉任、韩文举、欧榘甲、陈士廉等人的才力均不足以担当大任，为此，他积极劝说康有为另派能人，开辟局面。鉴于“所最忧者，吾党于粤中一切毫无整备，现时驻粤之人才力甚单薄，办事极散漫，难望前途之大进步”，他建议派徐勤、郑藻常回粤，协助梁炳光、张学璟，“一切全委于四人之手，以专责成”[52]。后来又主张叶湘南回南，“与刚等同图大举最善”[53]，并力主徐勤前往澳门主持全局。

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致函已经归粤的徐勤，对港澳总局散漫的情形甚为担忧:

窃意必须有一人焉，总揽其事，而其人必阔达大度，沉毅有谋，与各路同志皆有亲密之关系，而又不厌烦，当四处照管得及，无所偏倚，无所挂漏，然后脉络贯注，乃能有济。

其时正值王觉任母亲病重，保皇会为总局物色新的负责人，康有为和徐勤“皆称麦（孟华）为天下才”，梁启超则不仅“疑其下之未有用命之人”，也怀疑其本人的才干，以为“麦太密而沈，此可以当一面自成一事之人，而非能统全局之人也。凡用人贵当其才，以麦而当大局，是取其所短也，必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已”。

照梁启超看来，徐勤“必可以当此局也。舍兄之外，无他人也。刚协助兄或可也，不审同人肯以此权授之否耳。然刚亦当办自当一面之事，兄一人任之已足也”。他还进一步为徐勤谋划:

大抵办事，宜讲分劳之语。各画一图界，而各务于界内之责任。如兄既任总持之事，则不宜更务方面之事。其任方面者，亦不问总持之事最妙也。兄既任总持，或眼疾为痊，置一书记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