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3/45页）

1899年7月，保皇会成立，很快在全球各地广开分会，募捐筹款，积极筹备勤王举义。10月，康有为因母病从美洲返港，实际目的是就近坐镇指挥勤王复政。在港三个月，日本和中国内地的保皇会会员及相关人士纷纷来港，与康有为会面，商谈有关事宜。[17]

这时清廷预谋立储，急于扫清障碍，在密谋绑架行刺不遂的情况下，于1899年12月和1900年1月两度发布上谕，公开悬赏购线，务求捉拿或行刺康、梁，并特调李鸿章督粤，加紧行动。李鸿章派刘学询策划，从康有为到港之日起，就密切注意其举止行踪，开始计划利用孙中山诱捕，后又改用港澳之人，“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上瞒港官串巡捕，如劫盗行径，与国事无涉。询已有港、澳可用之人，逆不远扬，相机必得”[18]。在港期间，康有为得到港英总督依据国际公法实施的保护，“匿在港洋行三层楼上，英巡捕十数人看守，刺客不能入”[19]，但还是几度遇险。鉴于安全难得保障，清政府又屡屡通过外交途径施压，欲使港英当局将其驱逐出境，恰好邱菽园从新加坡寄赠千金，康遂避往南洋。

为了适应形势，协调组织，1900年春，保皇会全面建制和调整机构，所定《保皇会草略章程》在总会之外，另立总局，“设于香港、澳门，以便办事”。实际上总局等于总会的常设执行机构，因此有时又直接称为总会。

另据大约同时制定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例》:

立总公司所，择近内地通海外者为之。澳门《知新报》，横滨《清议报》，皆港澳、日本忠义殷商合股所办，主持正论，激昂忠爱，薄海共信，今公推为总公司所。两报即为本公司之报，凡同志皆阅此二报。各埠捐款皆彙汇《知新报》、《清议报》妥收，有报馆印章及总公司所印章、总理印章之收单为据。而《知新报》与香港接近，皆握外洋之枢，尤为办事之主。港澳皆公举忠义殷实巨商为大总理，总管收支各款及公司中各事。更立协理、干事、书记数人，皆公选通才志士任之，以通各埠，任各事。[20]

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与保皇会，虽有明暗不同的差异，实为一而二的组织。但保皇会专以港澳为总局，而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尽管肯定《知新报》“尤为办事之主”，却将港澳与日本并列为总公司所。这一体制上的歧异，导致后来日本与港澳两地的保皇会机构不能有效地协调合作，产生了不少摩擦和矛盾。

所谓“港澳皆公举忠义殷实巨商为大总理”，具体人事，澳门方面当指何廷光。冯自由称：“康有为复分设保皇会于澳门，即以穗田为分会长，并兼总会财政部长。……穗田少入葡籍，与葡人多有瓜葛，康徒咸恃为护符，是为保皇会在澳门全盛时代。”[21]1900年3月28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对澳门总局的散漫状况表示不满，建议：“澳门为通国总会，必当更定一办事条理乃可。弟子之意，当设一总理，总持各事，设一司会，专掌会计出纳，此缺必当穗任之。出纳之法：一由先生及弟子来书拨交某款者立拨；一由会中同人议定当拨某款者乃拨。”[22]可以印证冯自由所说。

至于香港方面的忠义殷实巨商，当以何东与保皇会的关系较为密切。1900年4月23日，梁启超函询康有为:

本会在香港颇有布置否？据来书所言，似全无之。晓生究仍有相助之心否？现时我辈在澳办事之人，与港人气味不甚相投，谅难吸之。而在港无一庄口，实属不便，不知近有布置否？……弟子顷于入会之外，复拟借公司之名，更集股□助，现拟开办一铁器公司于香港（专贩我急需之物），集股二十万，在檀山招其半，在港、坡招其半，未知晓生、叔子肯为力否？此事乃两便之道，以生意而论，亦不坏。而借以助我正事，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尤大便也。其益处无限无量，望设法更赞成之。

一周后，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又提及在香港开办铁器公司以及在省港交界的荒岛开蚕桑公司事:

惟办此两事，亦有当借重港、澳人之力者。铁器公司不知晓生能提倡集股否，香港得数十万易易耳。（晓近□吾党事究何如，闻救护诸人颇得力。又先生来书有汇款与孺或晓云云之语，然则晓亦与闻各事耶，望示。）请先生以书劝之或勉等面劝之。[23]